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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
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伪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
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不许……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
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
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地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
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个什么官阶，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官阶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话了：“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
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