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战犯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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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六七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予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二十年。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一百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我那时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那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一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还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以下凡是圆括弧中的话是我加注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