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这才看它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它,但已经感觉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
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做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掉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握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就是被我们称为学习主任的)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你的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我写去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
这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她确实没有结婚。”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来了。亲爱的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