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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地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到正路上来的。
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地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
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医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能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谈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集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得只剩下他一个!
“活人都没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
住的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壕沟,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就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也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垧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粮,只剩了一石。我父亲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石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
“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