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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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

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住的监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再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地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真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

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溥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

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做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

在我一件件地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做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起，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数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

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福祸，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誓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

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的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课上吉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

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初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在战犯中，像我这样大感出乎意外的怕不是少数）。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一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

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做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军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做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过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

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悖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都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

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算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咒语者的可怕。

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妄作凶！

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军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它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

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感遗憾地去想它。长长的甬道走尽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它作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不能掌握的。

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四十九天。

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