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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傍晚过得很慢。玻璃窗大敞四开的宽大阳台上总是笼罩在若明若暗的夕晖下，夜幕很难降临。在这隐约的天光中，先生一直把左腿架在右腿上，头靠在椅背，怅然注视着岐阜灯笼的红穗。那本斯特林堡的书拿倒是拿在手里，但似乎一页也没看。这也难怪，毕竟先生的脑袋仍然满满装着西山笃子夫人那令人敬佩的表现。
吃饭时，先生对太太一五一十讲了一遍，称赞说这就是日本女武士道。热爱日本和日本人的太太听了不可能不同情。先生为发现太太这个热心的听者感到满足。太太、刚才那位妇人以及岐阜灯笼，三者以某种伦理性背景浮现在先生的脑海。
先生不知道自己在这幸福的回想中沉溺了多长时间，后来忽然想起一家杂志约稿的事。那家杂志以“致现代青年书”为题，向四方名流征求一般道德上的意见。就以今天发生的事为题材马上写一篇感想寄过去好了——先生这么想着，搔了搔头。
搔头的手就是拿书的手。随即先生意识到被冷落的书，翻开刚才把名片当书签夹的那页。正在这时，女仆走来点亮头上的岐阜灯笼，细小的铅字看起来也不那么吃力了。先生也没什么心思看，只把视线随便落在书页上。斯特林堡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讲起海伯格夫人——大概出自巴黎——的手帕的故事。说她虽然面带笑容，而手却将手帕撕成两半。即所谓双重演技。我们现在称之为“做派”……
先生把书放在膝上。书就那样打开着，西山笃子的名片仍在书的正中。但先生心中出现的已不再是那个妇人，却又不是太太，也不是日本文明，而是企图打破这种平稳和谐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它当然不同于斯特林堡指责的演出法以及实践道德上的问题。可是从现在所看之处得到的暗示中，仍有什么扰乱了先生浴后悠然自得的心绪。武士道，及其manière……
先生不悦地摇了两三下头，又抬起眼睛，开始定定注视绘有秋草图案的岐阜灯笼的光亮……
（大正五年九月）
<a href="#w1">[1]</a>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剧作家、小说家。其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创作倾向身后影响颇大。《编剧法》写于1907年至1910年。
<a href="#w2">[2]</a> 呈椭圆形，糊以薄纸，常绘有秋草图案。
<a href="#w3">[3]</a> 尾上梅幸（1870—1934），日本歌舞伎著名演员。
<a href="#w4">[4]</a> 内容主要表现日本武将丰臣秀吉（1536—1598）的生平。
<a href="#w5">[5]</a> 小仓位于日本北九州，当时所产布料适合做学生服和裙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