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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掩饰住失望。“好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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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尔蒙K的情况，即使谢伊医生不想告诉我，我自己也能知道。我用家里的计算机终端登录信息网络，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公共数据库，仔细阅读他们目前收到的新药试验申报资料，申报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对人体进行试验。
研制荷尔蒙K的申请是由索瑞森制药公司提出的，这家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促使中央神经系统细胞再生的合成荷尔蒙。我浏览了对失氧状态下的狗、狒狒进行的药物试验：所有动物都彻底痊愈了。这种药毒性很低，通过长期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大脑皮层取样的结果令人振奋。大脑受伤的动物长出了新的神经细胞，而且更新后的细胞具有更多树突，然而健康动物服药后大脑却没有变化。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荷尔蒙K仅仅替换受伤的神经细胞，并不替换健康的神经细胞。对于大脑受伤的动物，新生的树突似乎并没有危害：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大脑的新陈代谢没有显示出变化，动物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同样也没有变化。
索瑞森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人体试验申请资料中提出的方案是：先对健康人试验荷尔蒙K，然后将试验范围扩展到中风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我这种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我无法进入病历档案查阅试验进展报告，即使以匿名病人的身份也不行，只有参加试验的医生才有权查阅。
对动物的研究并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幅度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注射更多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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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放松。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我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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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是我完全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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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各项技能，比如学习、记忆、应用与拓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是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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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守株待兔。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再次登录，这次她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了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也有些病人是昏迷症患者。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显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在动物身上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以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注射更多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的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都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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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周周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了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地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真实的情况正相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的恰恰是医生们自己。他们断定药物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供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当然，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是这种巨变的一个方面。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是我先前错过的，明白了这些信息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只是实验室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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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却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还有别的模式等待我去发现，更大的、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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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跟别的医生不同。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他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看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述，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看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我以前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景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给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奇怪。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具有主观性，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景接着一个情景。我阅读第四个情景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景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然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故意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二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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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变得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但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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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谢伊打电话过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中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扯谎；这种事情绝不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生长得太快，然后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于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电脑，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这一可能，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我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卖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再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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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在医院里等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将车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他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会马上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看信。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也许你会让警方对我发出通缉，所以我自作主张地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时，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因为我在信中语气傲慢，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以免他们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他们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确切的车牌号。这将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当前的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知道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他们清除病毒后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