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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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太满了，”有个孩子说，“我们只好下车走了很长的路，因为车上太满了。”

外公用火柴挠了挠耳朵。“家里得有人留守。”

波西娅紧张地舔了舔她深色的、薄薄的嘴唇。“我在想我们的威利。他从来都是各种聚会和热闹场面的主力。我老想到他。”

屋里一片窃窃私语，都表示同意。老人身子后仰靠着椅背，点着头。“波西娅，宝贝，请给我们读一点儿《圣经》吧，困难的时候，主的教导很有意义。”

波西娅从屋子中间的桌上拿起《圣经》。“外公，你想听哪一章呢？”

“整本书都来自我们神圣的主，你的目光落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吧。”

波西娅开始念路加福音。她读得很慢，细长柔软的手指滑过一行行字。屋里很安静。考普兰医生坐在大伙边上，将指关节按得咔咔响，他的目光四处游移。屋子很小，不通风，很闷。四面墙上挂满了日历和粗糙的杂志油画广告。壁炉架上有一个插满红色玫瑰的花瓶。壁炉里的火慢慢燃着，油灯摇曳的光影打在墙壁上。波西娅读《圣经》的节奏如此慢，那些词语沉睡在考普兰医生的耳朵里，他昏昏欲睡。卡尔·马克思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和孩子们一起。汉密尔顿和海伯尔在打瞌睡。只有老人似乎在琢磨那些词语。

波西娅读完一章，合上书。

“我经常在想这个。”外公说。

屋里的人都醒了。“什么？”波西娅问。

“是这样的。你记得耶稣让死人复活、让病人痊愈那部分吗？”

“我们当然记得，先生。”海伯尔恭敬地说。

“当我在犁地或干活，一天里有好几次，”外公慢悠悠地讲，“我想过和推算过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因为我太向往了，我觉得它会在我还活着时发生的。我研究过好多次了。我是这样计划的。我会带着我所有的孩子、孙儿、重孙站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耶稣啊，我们都是悲伤的黑人。’主会把他神圣的手挨个放在我们头上，我们立刻就变得像棉花一样白。这个计划和推理在我心里想了很多次。”

屋里一片沉默。考普兰医生扯了扯袖口，清了清喉咙。他的脉搏跳得太快，喉咙发紧。在角落里坐着让他觉得孤立、愤怒和寂寞。

“你们谁见过神迹？”外公问。

“我见过，先生，”海伯尔说，“那时候，我得了肺炎，看见主的脸从火炉里探出来看我。那是一张宽大的白人的脸，有白胡子和蓝眼睛。”

“我见过鬼。”有一个孩子说，是个女孩。

“我有次见到——”一个小男孩要开始讲。

外公举起了手。“孩子们别说了。你，西莉亚——还有你，惠特曼——现在轮到你们听，而不是说，”他说，“我只接收过一次真正的神迹。它是这样显现的。是在去年夏天，天很热。我正挖着猪圈旁边的大橡树桩的树根，我当时弯着身子，突然，我的后背一阵剧痛。我直起了身子，眼前发黑。我用手撑着背，抬头看天，突然就看见这小天使。她是一个白人小女孩天使——大概和豌豆差不多大小——黄头发，白袍子。她就飞在太阳边上。后来，我进屋去祷告。我一下子连读了三天《圣经》，才再次到地里去。”

考普兰医生心里又蹿起熟悉的邪火。有许多没想好的话涌到喉咙，他说不出口。他们都听那老人的话，却不听人讲道理。他想劝说自己，这些是我的同胞——但他现在没吭声，这念头也毫无帮助。他紧张而阴沉地坐着。

“真是奇怪的事，”外公突然说道，“本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个好医生。我挖一会儿地和种一会儿地之后，后背时不时会痛，这是为什么？我怎么会有这烦人的痛？”

“您今年多大了？”

“大概七八十岁吧。”

老人热爱药物和治疗。过去他带家人来见黛西，总要检查一下身体，再开些药物和药膏回去给一大家子。自从黛西离开他后，老人就没再来，只能买报纸广告上的通便和保肾丸来安慰自己。现在老人看着他，既怯懦又热切。

“大量喝水，”考普兰医生说，“尽量多休息。”

波西娅走入厨房准备晚餐。温暖的香气充满了屋子。人们开始小声闲聊，但是考普兰医生既没去听，也没说话。他时不时望向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在谈论乔·路易斯。汉密尔顿则老在说某次冰雹如何毁了农作物。他们捕捉到父亲的目光时，只是咧嘴笑，脚在地板上蹭。他愤怒又痛苦，眼睛始终盯着他们。

考普兰医生牙关咬得紧紧的。他为他们——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考虑了那么多，为他们的真实使命考虑了那么多。看见他们的脸，他体内黑人的感情膨胀了起来。假如他能一次和他们全说清楚，从久远的开始说到这个特别的夜晚，那么倾诉能抚平他心中深深的痛楚。但是，他们不会听，也不会理解。

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紧张。他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他坐在角落里，像一个瞎子，像一个哑巴。很快，他们走到餐桌边，老人做了祷告。但是考普兰医生没吃东西。海伯尔拿出一瓶一品脱的杜松子酒，他们都在欢笑，轮流拿过酒瓶来喝，他也拒绝了。他沉默僵硬地坐着，最后，终于拿起帽子，不辞而别。如果他不能说出那一通大道理，他也没别的话可说。

他紧张地躺在床上，彻夜未眠。第二天是周日。他出了几次诊，上午过了一半，他就去拜访辛格先生了。拜访减轻了他内心的孤独，告别时，他又恢复了宁静。

然而，还没走出房子，这宁静就离他而去。发生了一件事。当他走下楼时，他看见一个拎着大纸袋的白人，他挨着扶手，好让两人通过。但那白人一步跨两三级台阶地往上冲，也不看一眼，结果两人狠狠撞上了，考普兰医生被撞得胸口发闷，呼吸不畅。

“天啊，我没看见你。”

考普兰医生仔细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曾经见过这个白人。他记得那矮小、野蛮的身躯和巨大笨拙的手。怀着突如其来的职业兴趣，观察他的脸，在对方的眼睛里，他看见一个奇怪、固执和孤僻的疯子的眼神。

“抱歉。”那白人说。

考普兰医生手扶到栏杆上，继续往下走。

4

“那人是谁？”杰克·布朗特问，“那个高高瘦瘦，刚刚离开这里的黑人是谁？”

小房间很整洁。阳光照亮了桌上的一碗紫葡萄。辛格坐着，椅背后仰，手插在裤兜里，看着窗外。

“我在楼梯上撞到他，他看我那样子——怎么了？从来没人这样瞪我。”

杰克将一袋啤酒放在桌上。他很吃惊地发现辛格并不知道他来了。他走到窗边，轻拍了一下辛格的肩膀。

“我不是有心撞他的。他那样表现没道理。”

杰克打起了冷战。尽管阳光明媚，屋里还是很冷。辛格举起食指，向走廊走去。回来时他带了一筐黑炭和一些引火柴。杰克看着他蹲在火炉边。他熟练地将木柴棍在膝盖上折断，将它们放在纸张上，再按次序放火炭上去。一开始火没点着。火苗虚弱地晃动，被一团黑烟卷没。辛格用两层报纸封着炉栅，气流让火旺了起来。房间里响起燃烧的咆哮声。报纸在燃烧，被火吞噬。噼里啪啦作响的一团橘黄色火焰充满了壁炉。

早晨的第一桶啤酒有着怡人的醇香。杰克大口喝下他那份，用手背擦了擦嘴。

“有一位女士我认识很久了，”他说，“你让我想到她。克拉拉小姐。她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小农场，制作果仁糖卖到各大城市。她很高，很壮，长得挺好看。整天穿那些很多口袋、长长的毛衫，脚踩乡巴佬才穿的鞋子，戴男人的帽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丈夫已死了。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要不是她，我不会知道。我也许就像那些愚昧的芸芸众生一样过一辈子。我也许会做牧师、棉纱工人或者是个推销员。我整个人生也许就荒废了。”

杰克诧异地摇摇头。

“要明白你得知道你先前的经历。你看，我年轻时住在加斯托尼亚。我是个罗圈腿的小矮个儿，人太小了，没法到工厂做事。我在保龄球馆打杂，混口饭吃。后来，我听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个机灵麻利的男孩扎烟叶一天能挣三十美分。我就去了，一天挣它三十美分，那时候我十岁。我就这样离开了亲人。我不写信。他们高兴我走了。你明白怎么回事。而且，除了我姐姐，没人识字。”

他在空中挥舞着手，好像要把眼前什么东西给赶走。“但我的意思是，我最初的信仰是耶稣。有一个家伙，和我在同一个工棚干活。他有一个帐篷，每晚布道。我去听了，后来就信了。我整天想着耶稣。空闲时，读《圣经》和祷告。然后，有天晚上，我拿一把锤子，手放在桌上。我很愤怒，我把整个钉子都敲了进去。我的手被钉在桌上，我看着它，手指在颤动，变成蓝紫色。”

杰克伸出手掌，指着掌心里凹凸不平、死灰色的疤痕。

“我想当一名福音传教士。我想去全国各地旅行布道，主持培灵会。同时，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到了得克萨斯。我在一片山核桃林里干活，离克拉拉小姐住的地方不远。我认识了她，有些夜晚会到她家。她和我交谈。明白吗，我不是立刻就明白的。没有人会立刻明白。它有个过程。我开始读书。我工作攒够了钱我就歇一段时间来读书。这就像重生。只有我们知道的人明白什么意思。我们开眼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辛格同意他的话。屋里像家一般温馨。辛格从橱柜里拿出锡盒，里面装着饼干、水果和芝士。他挑了一个橙子，慢慢地剥皮。他将橙子的衬皮都撕掉，橙子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他一瓣瓣地掰开了橙子，两个人分着吃。杰克一次吃两瓣，响亮地将籽咳出，吐到火炉里。辛格慢慢地吃他那一半橙子，将籽都摆在一只手的掌心里。他们又开了两罐啤酒。

“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有多少呢？也许有一万。也许两万。或者更多。我去过很多地方，我们这样的人没遇见几个。说说一个真正的明白人吧。他看见世界的本质，他回顾几千年的历史来理解它如何演变。他观察资本与权力慢慢地聚集，如今已发展到顶点。他看到美国就是个疯人院。他看见人们为生存掠夺手足。他看见挨饿的孩子和为了吃饱一周工作六十小时的女人。他看见该死的失业大军、几亿美元和几千公里荒废的土地。他看见战争一触即发。他看见人们受苦太多而变得恶毒丑陋，失去信仰。但最重要的是他看见整个世界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尽管它就像烈日般明显——那些无知的人一直生活在谎言里而不自知。”

杰克额头上深红偾张的血管愤怒地鼓了起来。他抓起壁炉架上的煤筐，一股脑儿把煤块都倒入火里。他的脚麻了，他重重地跺着脚，地板被跺得震动。

“我走遍了这个地方，我到处去。我和人们说，尝试去向他们解释。但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主啊！”

他凝视着火光，啤酒和热度引起的红晕让他脸色变得更深。脚麻的刺痛感蔓延到腿。他目光呆滞，注意着火苗的颜色：绿色、蓝色和明黄色。“你是唯一一个，”他梦呓般说道，“唯一的。”

他不再是陌生人。如今他熟悉每条街道，每条小巷，镇上杂乱的贫民窟里的每一道篱笆。他仍然在“阳光南部”工作。秋天时，游乐场从一处空地移到另一处空地，总是处于城市的边缘，直到将小镇绕了一圈。地点虽然常变，环境却相似——被一排排破旧的棚屋围起来的一片荒地，离工厂、轧棉厂或灌瓶厂不远。人也一样，主要是工厂工人和黑人。夜晚亮起各种彩灯，演出都很俗气。木马在机械音乐的伴奏下转着圈子。秋千飞扬，抛硬币游戏的围栏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两个摊位卖点饮料、汉堡包和棉花糖。

他一开始被雇用为技工，但是，渐渐地，他要管的事情多了。一片嘈杂声里，他粗哑的嗓子在大声叫喊，人得不停地从一个场地晃到另一个。额头上汗津津，胡子也被啤酒弄湿。周六时，他的工作就是维持秩序。他矮墩墩的身板用蛮力挤过人群。全身上下只有眼睛中没充满暴力。他宽大的、紧皱的额头下，眼睛大睁，显得孤僻，若有所失。

他深夜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回到家。他住的房子被隔成四个房间，每人房租一点五美元。厕所在后面，走廊上有个水龙头。他房间的墙壁和地板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发黑、劣质的蕾丝窗帘挂在窗户上。他把那套好的西装放入袋子里，工装服挂在钉子上。房间里没有火没有电，只有窗外一盏街灯照进房间，留下苍白发绿的光影。只有看书时，他才将床边的油灯点着。阴冷的房间里，灯油燃烧时刺鼻的气味让他作呕。

他要是在家，就焦虑地走来走去。他坐在凌乱的床沿，野人一样啃咬自己肮脏、破损的指甲。嘴里都是污垢呛鼻的气味。孤独的感觉如此强烈，让他的内心惶恐。他通常都存有一品脱的私酿威士忌。他喝了酒原液，到天亮时还感到暖和放松。早晨五点，工厂早班的哨声传来。哨声制造了迷惘怪异的回音，只有哨声响过，他才能安然入睡。

但他一般不在家。他出门，走到狭长、空旷的街上。黎明前几小时，天空黑漆漆，星星清楚明亮。有时候，工厂还在上班。亮着黄灯的建筑里传来机器的噪音。他守在大门口，等待换早班。穿着毛衣和印花裙子的年轻女孩从厂里出来，走到黑暗的街上。男人们走出来，手里拎着饭桶。有几个人在回家前，总要去有轨电车咖啡馆喝杯可乐或咖啡，杰克跟着他们去。在嘈杂的厂房里，每个字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出来后的头一个小时，他们都成了聋子。

有轨电车咖啡馆里，杰克会喝加了威士忌的可乐。他和人交谈。冬天的黎明是白色的，烟雾弥漫，很冷。他充满醉意、急切地看着那些男人憔悴发黄的脸。他经常被嘲笑，被笑时，他会挺直敦实的身子，用轻蔑的口气说一串高深的词语。他的小指松开玻璃杯，傲慢地扭着胡须。如果人们还继续嘲笑他，他有时会打一架。他狂暴地挥舞褐色的拳头，大声地哭泣。

度过这样的清晨后，他如释重负地回到游乐场。挤在人群里让他感到放松。嘈杂的声音、汗臭味、肩膀处的肌肤接触缓和了他绷紧的神经。

镇上有“蓝规”<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游乐场在安息日关闭。周日，他早早就起床，从手提箱里取出他的哔叽西装。他走到主街。先去“纽约咖啡馆”，买一袋淡啤酒，接着就去辛格家。镇上，他虽然认识很多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认得他们的样子，哑巴却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会在安静的房间里消磨时光，喝啤酒。他老在说，言语滔滔不绝，它们来自在街上消磨或一个人在屋里度过的那些漆黑清晨。组织好的词语，被他尽情倾吐。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明白以后就不能随遇而安，我们得有所作为。有些人疯了。有太多的事要做，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它让人发疯。即使是我——我也做过一些事后看来非理性的事情。有次我建立了一个组织。我选了二十个棉纱厂工人，给他们讲道理，一直讲到我以为他们明白了。我们的座右铭是一个词：行动。嘿！我们想发起暴动——尽可能地制造最大的麻烦。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伟大的自由，只有靠人类精神里的正义感才能实现的自由。我们的座右铭‘行动’，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顶之灾。在我自己拟的宪章里，有几条条例规定，我们的任务一旦完成，我们的座右铭就要从‘行动’过渡到‘自由’。”

杰克将火柴的一头削尖，剔那烦人的蛀牙洞。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宪章写完后，第一批追随者也组织起来了——我接着就搭便车到处去组织我们团体的分会。三个月后我回来了，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们第一次英雄主义的行动是什么？他们正义的愤慨盖过了我们的部署，自行冲上前了？它是毁灭、谋杀还是革命呢？”

坐在椅子上的杰克身子向前倾，停顿了一下，他沮丧地说：

“我的朋友，他们从库房里偷了五十七元三十分，去买制服帽，吃周末大餐。我撞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扔着骰子，头上戴着帽子，面前是火腿和一加仑的杜松子酒。”

杰克爆笑了起来，辛格也露出含蓄的微笑。过了一会儿，辛格脸上的笑凝固了，消失了，而杰克仍然在笑。他额头的青筋凸起，他的脸颊通红。他笑得太久了。

辛格抬头看了看钟，指了指时间——十二点半了。他从壁炉架上拿起手表、银色铅笔、便笺本、香烟和火柴，把它们放入不同的口袋里。午饭时间到了。

但杰克还在笑。他的笑声有点疯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弄得衣袋里的硬币叮当响。他长而有力的双臂绷紧着，笨拙地摇晃。他开始念出午饭的菜单。说到食物，他的脸露出狂热的狰狞。每说一个单词，他的上唇都翘起，像一头饿极了的动物。

“带汁的烤牛排。米饭。卷心菜和白面包。还有一大块苹果派。我饿瘪了。噢，强尼，我能听见北方佬在路上了。说到吃，我的朋友，我和你说过克拉克·帕特森先生吗？就是‘阳光南部’游乐场的老板。他太胖了，都有二十年没见过自己的脚尖了，他整天坐在拖车里，玩接龙，抽大麻。他的三餐都叫附近的快餐，每天的早餐是——”

杰克往后退了一步，好让辛格离开房间。和哑巴一起出门时，他总是缩在后面。他总是跟着辛格，期望他带路。走下楼梯时，他还在亢奋地滔滔不绝地说话。他褐色的大眼睛始终看着辛格的脸。

下午是温和舒适的。他们待在屋里。杰克带回家一夸脱的威士忌。他坐在床尾，陷入沉思，不说话，时不时弯下身拿起地上的酒瓶给杯子倒酒。辛格坐在他靠窗的桌子边下棋。杰克有点放松了。他看着朋友下棋，感觉到温和安静的下午渐渐融入幽暗的暮色里。炉火在四壁投下漆黑沉默的波纹。

但是，到了夜晚，他内心的焦虑又回来了。辛格将棋盘推到一边，和他面对面坐着。杰克的嘴唇因为紧张而颤抖，他喝酒来缓解。卷土重来的不安与欲望抓住了他。他喝掉威士忌，又开始和辛格说话。话语在他心里涨潮，从他嘴里喷涌而出。他从窗户走到床边，又走回来——一遍又一遍。最终，心里的话涨潮如洪水泛滥，他醉醺醺的，向哑巴强调说：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那些被他们变作谎言的真理。被他们弄脏的理想，变得邪恶。就像耶稣。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知道。当他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时——该死的他就是这意思。但看看教会在过去两千年都对耶稣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他的。他们为了自己邪恶的目的歪曲他说过的每个字。今天，耶稣如果还活着，他就会被陷害，被关到监狱里。耶稣是真正明白的人。耶稣和我会面对面坐在桌子前，我看他，他看我，我们都知道对方明白。我、耶稣和卡尔·马克思会一起坐在桌子前——

“再看我们的自由都遭受了什么。独立战争里的战士和革命女儿会的夫人们的差别就像我和那肚子鼓鼓、喷了香水的哈巴狗的差别一样。他们对自由真心实意，他们为真正的革命而战斗。因为他们的战斗，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国家，人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哈！那意味着每个人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机会。而不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可自由抢劫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计。也不是说一个富人追求更富裕就可以榨干一万个穷人的血汗。更不是说暴君有权将国家置于如此困境，千百万的人不择手段——欺骗、撒谎或砍掉他们的右臂——就为了一日三餐和一个可以倒头睡的地方。他们使‘自由’成了亵渎上帝的词。你听见了吗？他们使‘自由’这个词，在所有明白的人看来，臭得就像臭鼬。”

杰克额头上的青筋激烈地抽动。他的嘴巴失控地颤抖。辛格警觉地坐直了身子。杰克想再说话，但话都堵在嘴里。一阵颤栗穿过身体。他坐了下来，手指按住那一直颤抖的嘴唇。然后，声音沙哑地说：

“就是这样，辛格。发疯没有半点好处。我们能做的事都没有用。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做的是到处走，说出真相。只要足够多懵懂的人知道了真相，就没有战斗的必要了。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只需要这个。但是怎么做呢？嗯？”

炉火的影子打在墙上。黑暗朦胧的波浪升高了，屋子仿佛在移动。房间起落不平。杰克感觉自己在下沉，缓慢地、如波浪般沉入那梦幻的海洋。既无助又恐惧，他努力撑开眼睛，然而，除了漆黑与猩红的波浪在头顶贪婪地吼叫，他什么都看不到。终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哑巴的脸很模糊，很遥远。杰克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很晚才醒来。辛格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桌子上放着面包、芝士、一个橙子和一壶咖啡。他吃过早餐就该去上班了。他情绪低落地走着，脑袋垂下来，穿过小镇回自己房间。当他走到住处所在的片区时，他穿过某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上一排都是被烟熏黑的砖砌的仓库。这些房子的墙壁上有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地吸引着他。他正要继续走，突然注意力一下集中起来。有人用红色的粉笔在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笔迹厚重，形状奇怪：

你该啖勇士的肉，饮凡人之君的血。

这句话他读了两遍，眼巴巴地朝街头街尾张望。一个人都没有。他困惑地思考了几分钟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粗的红铅笔，在那句话下面写上：

请写字的人明天中午和我在此碰头。十一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或后天。

次日中午十二点，他在墙前等待。时不时不耐烦地走到街角，左顾右盼。没有人来。等了一小时，他不得不离开去上班。

第三天他再等。

然后到了周五，下了一场漫长的、拖拖拉拉的冬雨。墙壁湿透了，字被淋得模糊，无法辨认。雨继续下着，灰暗、苦涩而寒冷。

5

“米可，”巴伯尔说，“我觉得我们要被淹死了。”

的确，雨仿佛永远不会停。威尔斯太太开她的车接送他们上学放学，每天下午他们都不得不待在前廊或屋里。她和巴伯尔玩飞行棋和“老姑婆”纸牌游戏，或者在客厅的地毯上打玻璃球。圣诞节快到了，巴伯尔开始念叨小主耶稣和希望圣诞老人送他红色的自行车。银色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天空湿冷发灰。河水涨得如此高，有些工人只好撤离住的房子。当雨看上去要永远地下时，它突然停了。有天清晨，他们醒来看见阳光明媚。到了下午时，几乎如夏天般温暖了。米可放学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巴伯尔、拉尔夫和斯伯尔瑞布斯在屋前的人行道上。孩子们看上去热烘烘、黏糊糊的，他们的冬装发出酸臭的气味。巴伯尔拿着弹弓，有个衣袋里装满了石头。拉尔夫在婴儿车里坐着，帽子歪戴着，有点烦躁。斯伯尔瑞布斯拿着一把新的来复枪。天空蓝得让人惊奇。

“我们等你很久了，米可，”巴伯尔说，“你去哪儿了？”

她三步跨作两步跳上台阶，把毛衣扔到衣帽架上。“在体育馆练钢琴。”

每天下午放学后，她都留下来练习一个小时。体育馆人很多，很嘈杂，因为女篮队在打篮球。她今天有两回被球砸到了头。不过，不管被砸多少次，有多少麻烦，能坐到钢琴前都是值得的。她对音符进行各种组合直到听见她想要的声音。这比她想象的要容易。最初的两三个小时后，她就摸索出低音部的几个和弦，能配她右手弹奏的主旋律。现在，几乎每首曲子她都能弹。她也自己作曲。这比光是老调重弹要帅多了。当她手指找到这些美妙的新声音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

她想学习如何读乐谱。德洛丽丝·布朗上了五年的音乐课。她每周付德洛丽丝五十美分好让她给自己上课，那钱是从午饭钱省出来的。结果是她终日饥肠辘辘。德洛丽丝弹了很多行云流水的曲子——但德洛丽丝并不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德洛丽丝只教会她分辨不同音阶、大小调和弦、音符时值等基本规则。

米可砰地把厨房的炉子门关上。“我们就吃这些？”

“宝贝，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个了。”波西娅说。

只有玉米面包和人造黄油。她一边吃着一边喝水，以帮助下咽。

“别吃得那么猴急，没人跟你抢。”

孩子们还在屋前玩耍。巴伯尔将弹弓放进口袋，开始玩他的来复枪。斯伯尔瑞布斯十岁了，他父亲上个月过世了，这是他父亲的枪。所有的小屁孩都爱摆弄它。巴伯尔每隔几分钟就把枪扛到肩上，瞄准一个目标，发出响亮的“嘭”的声音。

“不要瞎动扳机，”斯伯尔瑞布斯说，“枪装了子弹。”

米可吃完了玉米面包，四周转悠想找点儿事干。哈利·米诺维茨坐在前廊的栏杆上读报纸。她看见他很高兴，开玩笑把手臂向前举了起来，向他大喊：“嗨！”

但哈利·米诺维茨没觉得是玩笑。他走入前厅，将门关上。他情感上很容易受伤。她觉得抱歉，近来，她和哈利已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还小的时候，就常和同一群孩子玩，最近三年他上了技校，而她还在念语法学校。同时，他课余还打工。他一下子就长大了，再也不和那些孩子在前后院玩耍。有时候，她能看见他在卧室读报纸或夜深时脱衣服。学校的数学课和历史课上，他是最聪明的学生。如今她也上了高中，他们常常会在回家路上遇见对方，并结伴同行。他们修了同一门机械课，有一次老师将他们分在一组组装一个发动机。他读书，每天读报纸，时刻关心着世界政治。他语速缓慢，当他很严肃地探讨一件事情时，额头上就会冒汗。现在，她把他气坏了。

“不知道哈利的金条还在不在。”斯伯尔瑞布斯说。

“什么金条？”

“每个犹太男孩出生时，家人都会在银行为他存下一根金条。这是犹太人的风俗。”

“呸。你搞混了，”她说，“你想的是天主教徒。有婴儿出生时，天主教徒都会买一把手枪。说不定哪天天主教徒就发动一场战争，把人都杀光。”

“我觉得修女很滑稽，”斯伯尔瑞布斯说，“每次在街上看见修女都被吓到了。”

她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脑袋放在膝盖上。她走进了“内屋”。她的世界仿佛分出两个地方——内屋和外屋。学校、家和每天发生的事都属于外屋。辛格先生同时在两个地方。外国、她的计划和音乐则属于内屋。脑中萦绕的歌曲在那儿。还有那部交响曲。当她一个人待在内屋时，派对那天晚上听到的音乐就会浮现。这部交响乐就像一朵饱满的花在脑袋里缓缓绽放。有时在白天，或在清晨她刚醒来时，交响乐新的片段会突然弹奏起来。为此，她得走进内屋，反复地聆听，试图将它和她所记的部分结合起来。内屋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即使待在到处是人的房子的中央，她依然能感觉自己被锁在里面。

斯伯尔瑞布斯脏兮兮的手举到她眼前，因为她直勾勾地盯着某处发呆。她打了他一下。

“修女是什么？”巴伯尔问。

“一位天主教派的女士，”斯伯尔瑞布斯说，“从头顶开始一身黑袍的天主教派女士。”

她提不起劲和孩子们玩了。她想去图书馆，想看《国家地理》上的图片。世界上一切异域的摄影。法国巴黎。巨大的冰川。非洲丛林。

“你们看着拉尔夫，别让他上街。”她说。

巴伯尔把巨大的来复枪放在肩膀上。“给我带一本故事书回来。”

这孩子仿佛天生就知道阅读。他才上二年级，却喜欢独自读故事书——从不要别人念给他听。“这次你想要哪种？”

“给我挑一些讲到吃的故事书。有一本我非常喜欢，讲德国小孩到森林里，来到一间用各种糖果造的房子，还有女巫。我喜欢讲到吃东西的故事。”

“我去找一本。”米可说。

“但我对糖果没什么兴趣了，”巴伯尔说，“看能不能帮我带一本讲到烤肉三明治的。如果找不到，那就西部牛仔的故事吧。”

她正准备走，突然停住了，眼睛瞪着。孩子们也瞪着眼睛。他们全都站着不动，看着贝彼·威尔森从街对面她屋子的台阶上走下来。

“贝彼真可爱啊！”巴伯尔轻轻地说。

也许是因为天突然热了起来，下了几周的雨后突然来了艳阳天。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午后，他们身上深色的冬服已不合时宜。总之，贝彼穿得就像一个精灵或者电影里的人。她穿着她去年社交晚会的服装——一件小小的、粉红色的薄纱裙，短而坚挺地撑开，粉红色的束腰，粉红色的舞鞋，甚至粉红色的小坤包。除黄色的头发外，她整个就是粉红色、白色和金色的——如此娇小和洁净，看着就让人心痛。她矜持优雅地穿过马路，脸没有向他们转过来。

“过来，”巴伯尔说，“让我看看你粉红色的小坤包——”

贝彼沿着路边从他们身边经过，头扭向一边。她拿定主意不和他们说话。

在人行道和街道之间有片草地，贝彼走到上面时，停了一秒钟，接着翻了一个跟斗。

“别看她，”斯伯尔瑞布斯说，“她整天在卖弄。她是去布瑞农先生的咖啡馆拿糖果。他是她姨夫，糖果不要钱。”

巴伯尔将来复枪立在地上。他扛的这把大枪太沉了。他一边看着贝彼沿着街道走远，一边扯自己乱乱的刘海。“那个粉红色的小坤包是真漂亮啊。”他说。

“她妈妈老说她多么有天赋，”斯伯尔瑞布斯说，“她觉得自己能让贝彼去演电影。”

没有时间去看《国家地理》了。晚饭快好了。拉尔夫哭了起来，她从婴儿车里抱起他，放到地上。现在是十二月，对于巴伯尔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从夏天到现在可是很漫长的时光。整个夏天，贝彼都穿着那件粉红色的晚装出门，在街道的中央跳舞。一开始，孩子们都围拢过来看她跳舞，但很快就厌倦了。她再出来跳舞时，巴伯尔成了她唯一的观众。他会坐在马路牙子上，只要有车经过，就向她大喊。他看她跳晚会舞看了一百遍——但是夏天都过去三个月了，现在，他仿佛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希望有一件礼服。”巴伯尔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

“一件真正帅的礼服。有着各种颜色、绝对漂亮的礼服。像一只蝴蝶。这就是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礼服和单车！”

“娘娘腔。”斯伯尔瑞布斯说。

巴伯尔又把大枪扛到肩上，还瞄准了街对面的房子。“我要有一件，我就穿着它到处跳舞，每天穿着它上学。”

米可坐在前排台阶上，眼睛看着拉尔夫。巴伯尔并不像斯伯尔瑞布斯讲的那样娘娘腔。他只是爱漂亮的东西。她可不能轻易放过老斯伯尔瑞布斯。

“一个人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每一样东西，”她缓缓说道，“我很多次注意到，一个家庭里的孩子谁最小，谁就最出息。最小的孩子往往是最坚韧的。我很结实，就因为我上面有许多兄弟姐妹。巴伯尔——他看着虚弱，喜欢漂亮的东西，但骨子里是很勇敢的。如果我说得不假，等到拉尔夫长大后肯定是个非常强大的家伙。尽管他现在只有十七个月大，我已经在他脸上看到努力和坚韧了。”

拉尔夫知道有人在讲他，到处看。斯伯尔瑞布斯坐到地上去，摘下拉尔夫的帽子，朝着他的脸晃，逗弄他。

“好啦，”米可说，“你要弄哭了他，你知道我会干什么。你最好小心点儿。”

一切都安静了。太阳落到屋顶后，西边的天空变成紫红色。隔壁的街区传来孩子们溜冰的声音。巴伯尔靠在一棵树上，仿佛在做着白日梦。晚饭的香气从屋里飘了出来，马上要开饭了。

“看，”巴伯尔突然说道，“贝彼又来了。她穿那件粉红色的礼服真好看啊。”

贝彼向他们慢慢走来。她拿到一盒里面有奖品的爆米花糖，手正在盒子里摸奖品。她的步态照样矜持优雅。显然她知道他们在看她。

“求你了，贝彼——”她经过他们时，巴伯尔说，“让我看看你粉红色的小坤包，让我摸一下你的裙子。”

贝彼开始哼一首歌，没听他的。她穿过他们，不让巴伯尔碰到她。她只是低着头，冲他微微一笑。

那把大枪还在巴伯尔的肩上。他叫出“砰”的一声，假装射了一枪。然后，他又叫了贝彼一声——温柔而伤感的声音，仿佛在呼唤一只小猫。“求你了，贝彼——过来吧，贝彼——”

他的动作太快，米可根本来不及阻止。当那可怕的枪声“嘣”地响起，她才看见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贝彼扑通倒在人行道上。她仿佛被钉在台阶上，不能移动，不能呼叫。斯伯尔瑞布斯的手臂举过了头顶。

只有巴伯尔还不清楚状况。“起来，贝彼，”他大喊，“我没生你的气。”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三个人同时奔向贝彼。她弯曲的身体卧倒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她的裙子盖住了头，露出粉红色的内裤和白皙的小腿。她的手掌摊开——一只手上是糖果盒里的奖品，另一只手上是小坤包。她扎头发的丝带和黄黄的鬈发上全是血。她的头部中枪，脸埋在地上。

一秒钟内发生了那么多事。巴伯尔尖叫着扔掉了枪，跑掉了。米可的双手捂着脸，也在尖叫。之后，来了很多人。她爸爸第一个到来，把贝彼抱进屋里。

“她死了，”斯伯尔瑞布斯说，“子弹穿过了她的眼睛，我看到她的脸了。”

米可在人行道上徘徊，她想问贝彼是否死了，但舌头却打了结。威尔森太太从她干活的美容院沿着大街一路狂奔过来。她走进屋子，又走了出来。她在街上走来走去，一边痛哭一边把手指上的戒指摘下来套回去。之后，救护车到了，医生进去看贝彼。米可跟着医生。贝彼躺在前屋的床上。屋里安静得像一座教堂。

床上的贝彼仿佛一个漂亮的小洋娃娃。除了身上的血，看不出她受伤了。医生弯下身子去看她的头。他检查结束后，他们将贝彼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威尔森太太和她爸爸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

屋里依然很安静。大家都忘记巴伯尔了。他不见了。已过去一个小时了。她妈妈、黑兹尔、埃塔和所有房客都聚在前屋等待。辛格先生站在门口。过了很久，她爸爸回来了。他说贝彼不会死，但是头盖骨破裂了。他问巴伯尔去哪儿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外面黑漆漆的。他们在后院和大街上呼唤巴伯尔，让斯伯尔瑞布斯和别的男孩出动去找他。看起来，巴伯尔并不在附近。哈利跑到一栋房子那里，他们觉得他可能会在那儿。

她爸爸在前廊来回踱步。“我没有打过孩子，”他念念有词，“我从不相信打有用。但是，只要让我抓到他，非把他揍一顿不可。”

米可坐在栏杆上，望向黑鸦鸦的大街。“我能管教巴伯尔。他回来后，让我来处理他吧。”

“你出去找找他。你比谁都更清楚哪里能找到他。”

她爸爸刚说了这句，她突然就想到了巴伯尔所在之处。后院里有一棵大橡树，夏天的时候，他们在那儿造了一间树屋。他们拖了一个大箱子放在橡树上，巴伯尔喜欢一个人坐在树屋里。米可离开了聚在前廊的家人和房客，穿过后面的小巷走向漆黑的后院。

她在树干边站了一分钟。“巴伯尔——”她轻声地说，“是米可。”

他没有回应，但她知道他在那儿，仿佛她能闻到他的气息。她跳上最矮的树杈，慢慢往上爬。她被这孩子气疯了，得好好教训他一回。她爬到树屋后，再一次和他说话——依然没有回答。她爬进大箱子里四处摸索，终于摸到他。他缩在角落，双腿颤抖。他一直屏住呼吸，当她摸到他时，他的哭声和呼吸都立刻一起释放了出来。

“我——我不是故意要射倒贝彼。她是那么小巧可爱——我就是忍不住要射她一下。”

米可在树屋的地板上坐了下来。“贝彼死了，”她说，“他们出动很多人来找你。”

巴伯尔不哭了。他非常安静。

“你知道爸爸正在家里做什么吗？”

她仿佛能听到巴伯尔在倾听。

“你知道劳斯监狱长——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你也知道纽约州新新监狱。嗯，我们爸爸正给劳斯监狱长写信，等到他们捉到你将你送到新新监狱那里时，求他对你好点儿。”

这些话在黑暗里发出可怕的声音，她打了一个寒战。她感觉到巴伯尔在颤抖。

“他们那儿有小的电椅——和你尺寸一样。他们扭开电流，你会像块被烤过的培根一样，然后你就去了地狱。”

巴伯尔紧紧缩在角落，一言不发。她爬出箱子，从树上下来。“你最好待在这里，院子里有警察守着呢。也许过两天我能给你带点吃的。”

米可靠着橡树干。那些话够巴伯尔受的了。她一直能对付他，也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这孩子。曾经，大概一两年前，他老是待在树丛后，小便，然后偷偷玩一会儿。她很快就发现了。只要他做这事，她就给他一记耳光，不出三天，他的毛病就治好了。从那以后，他甚至都不能像个正常孩子一样撒尿——他的手总放在背后。她一直照看巴伯尔，所以能管住他。不用多久她就回到树屋，把他带回去。之后，他这辈子再不会想摸枪。

屋里仍然是一片死寂。房客都坐在前廊，既不说话，也不在椅子里摇晃。她爸爸和妈妈在前屋。她爸爸喝着一瓶啤酒，在屋里走来走去。贝彼会好起来的，所以，他并不为她忧虑。看起来也没人担心巴伯尔。

“那个巴伯尔！”埃塔说。

“发生了这事，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黑兹尔说。

埃塔和黑兹尔走进中间的卧室，关上门。比尔待在屋后他自己的房间里。她不想和他们说话。她在前厅里闲站着，一个人思索整件事。

她爸爸的脚步停住了。“是故意的，”他说，“这不像是小孩子瞎弄枪而走火。每个看见的人都说他故意瞄准的。”

“不知道威尔森太太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她妈妈说。

“我们有的烦了，好吧！”

“我想是的。”

太阳现在下山了，夜晚又像十一月般冷了。人们从前廊进来，坐在客厅里——但没人生火。米可的毛衣挂在衣帽架上，她将它穿上，站在那里，两肩缩着取暖。她想到巴伯尔正坐在又冷又黑的树屋里。他真的相信她说的每句话。不过，这是他活该。他差点儿杀死了贝彼。

“米可，你能想到巴伯尔会待在什么地方吗？”她爸爸问。

“他就在附近，我猜。”

她爸爸手里抓着空啤酒瓶走来走去。他就像个瞎子一样走，脸上有汗。“可怜的孩子吓得不敢回家。如果能找到他，我会好受点儿。我从没有打过巴伯尔，他不该怕我的。”

她要再等一个半小时。到那时，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应该感到很难过了。她总能对付巴伯尔，给他教训。

过了一会儿，屋里一阵激动。她爸爸又给医院打了电话问贝彼的情况，几分钟后，威尔森太太回了电话。她说想和他们谈谈，会上门来。

她爸爸依然像个瞎子般在前屋走来走去。他又喝了三瓶啤酒。“按这事态，她能将我们告到内裤都不剩。本来，除去抵押，她最多能得到这房子。现在事情这个样子，我们一点儿反驳的理由都没有。”

米可突然想到什么。他们也许真的会审判巴伯尔，再把他送到少年监狱。威尔森太太可能会把他送到感化院。他们可能真会对巴伯尔做出可怕的事。她想马上到树屋，和他坐在一起，叫他别害怕。巴伯尔一直是那么羸弱伶俐。谁要让他离开家，她会杀了谁。此刻她想亲他咬他，她是多么爱他啊。

但她不能错过任何事情。威尔森太太没几分钟就要到，她得知道事态的发展。然后她再跑过去告诉巴伯尔，之前讲的全是骗人的。这样他才会真正吸取这次自找的教训。

一辆“十分钱出租车”开到人行道边上。所有人都在前廊等待，既安静又害怕。威尔森太太和布瑞农先生一起从车里出来。他们走上台阶时，她能听见她爸爸紧张的磨牙声。大伙走入了前屋，她也在后面跟着，站在门口。埃塔、黑兹尔、比尔和房客们待在外面。

“我是来和你彻底谈谈这事的。”威尔森太太说。

前屋看上去肮脏俗气，她看见布瑞农先生正东张西望。破烂的合成树脂玩偶、珠子和拉尔夫玩的廉价货散落在地上。她爸爸的工作台上有啤酒，她爸妈睡的枕头已脏成灰色。

威尔森太太不断地把手指上的婚戒拿下又戴回去。她身旁的布瑞农先生很冷静。他双腿交叉地坐着。他的下巴是青黑色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匪徒。他对她一直怀有恶意。和她说话的方式与众不同，格外的粗声粗气。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她和巴伯尔有次在他柜台顺手牵羊拿过一包口香糖？她讨厌他。

“说到底，”威尔森太太说，“你孩子是故意射我家贝彼的。”

米可走到屋子中央。“他不是故意的，”她说，“我当时在场。巴伯尔拿枪瞄准过我和拉尔夫，以及周围的一切。他只是碰巧瞄准贝彼，失手扣了扳机。我在场。”

布瑞农先生擦了擦鼻子，难过地看着她。她真是恨死他了。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说。”

米可妈妈将一串钥匙弄得哗啦哗啦响，她爸爸坐得笔直，一双大手搁在膝盖上。

“巴伯尔事前是没有想过的，”米可说，“他只是——”

威尔森太太把指环套上去又拿下来。“等一等。整件事我知道。我可以到法庭将你告得一文不剩。”

她爸爸面无表情。“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们没有多少可赔偿，我们所有的家当是——”

“听我说，”威尔森太太说，“我没带律师来这儿告你。巴塞洛缪——布瑞农先生——和我来前已经谈好了，我们就事情重点达成共识。首先，我想公平诚实地解决——其次，我不想让贝彼这么小的年纪卷入不寻常的诉讼里。”

鸦雀无声，房间里所有人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只有布瑞农先生对着米可似笑非笑，但她斜了一眼，态度强硬地回敬了他。

威尔森太太紧张兮兮的，点烟时手在抖。“我不想迫不得已去起诉你或干类似的事。我只想要公平。我不要求你们补偿贝彼经历的一切痛苦和哭泣，他们得喂药她才能睡着。什么也补偿不了这些。我也不要求你们赔偿对她事业以及我们的计划将造成的损害。她得绑绷带几个月，也去不了晚会跳舞——她头上甚至会有一块秃掉。”

威尔森太太和她爸爸相互看了一眼，好像都被催眠了。接着，威尔森太太摸索她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来。

“你们只要赔偿我们实际所花费的金钱。贝彼出院前在医院有单人间和专门的护士。手术室和医生的账单——就这一次我希望立刻支付给医生。另外，他们还把贝彼的头发都剃光了，你要付我上次带她到亚特兰大烫头发的费用——等她的新发长出来后能再做一次。还有她的晚会礼服和其他琐碎的、诸如此类的费用。我搞清楚之后会写出一个清单。我尽可能做到公正和诚实，把清单给你们时，你们得赔偿清单上的所有。”

她妈妈抹了抹膝盖上的裙子，急促地吸了口气。“我觉得儿童病房比单人间要好很多。米可得肺炎时——”

“我说了，是单人间。”

布瑞农先生伸出他粗短白皙的手，摆出在天平上的平衡状。“也许过一两天，贝彼可以搬进和别的孩子共用的双人间。”

威尔森太太冷冷地说。“你们都听见我说的了。是你家孩子射我们贝彼，她理应得到最好的照顾，直到康复。”

“这是你的权利，”她爸爸说，“上帝知道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也许我能勉强凑集。我明白你没有趁机勒索，我很感激。我们会尽力的。”

她想留下来听他们说的每句话，但心里惦记着巴伯尔。念及他正坐在漆黑寒冷的树屋里想着新新监狱，她就感到不安。她走出前屋，沿着走廊向后门走去。风正吹着，后院很暗，只见厨房透出的黄光。她回头看见波西娅坐在桌边，瘦削的手支撑着下巴，很安静。后院是寂寥的，风吹起闪烁吓人的影子，黑暗里响起呜咽的声音。

她站在橡树下。正要爬上第一个树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了。她突然意识到巴伯尔走了。她喊他，没有回应。她像猫一样爬得又快又轻盈。

“巴伯尔，说话！”

无需在箱子里摸索，她知道他已经不在了。为了确认这点，她爬进箱子里，把角角落落都摸遍。这孩子不见了。肯定是她刚走，他就爬下去了。现在可以肯定他已经跑掉了，像巴伯尔那么聪明的孩子，谁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她爬下了树，跑到前廊。威尔森太太正要离开，他们都出来送她到台阶上。

“爸爸！”她说，“我们得为巴伯尔做点儿什么。他跑了。我肯定他已离开我们这区。我们都得出去找他。”

没人知道去哪儿找或如何找。她爸爸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检查每条小巷。布瑞农先生帮威尔森太太叫了一辆十分钱出租车，自己留下来帮忙找人。辛格先生坐在前廊的栏杆上，他是唯一保持冷静的人。他们都在等待米可拟出寻找巴伯尔的最佳地点。但是小镇那么大，这孩子又如此聪明，她束手无策。

他也许去了波西娅在糖果山的房子。她返回厨房，波西娅正坐在桌前，双手撑着脸。

“我突然有个想法，他去了你家。帮我们找他去。”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打五分钱的赌，我吓破胆的小巴伯尔肯定一直在我家。”

布瑞农先生借来一辆汽车。他、辛格先生、米可爸爸、米可和波西娅都钻入车里。除了她，没人知道巴伯尔的感受。没人知道他真的是在逃命。

波西娅的房子黑漆漆的，只有地上的一方月光。他们一走进屋里就知道两个房间都没有人。波西娅点亮前面的灯。屋里有股黑人的气味，他们被墙上的剪贴画、蕾丝边桌布和床上的蕾丝枕头簇拥着。巴伯尔并不在。

“他来过，”波西娅突然说道，“我能感觉到有人来过。”

辛格先生在厨房的餐桌上发现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飞快地看了一眼，然后大家都看到了。字写得圆润而潦草，这聪明的孩子只拼错了一个单词。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波西娅，

我去佛拉里达<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了。告诉大家。

你真诚的，

巴伯尔·凯利

他们站在边上，都惊呆了。她爸爸向门口看去，发愁地用拇指抠着鼻头。他们都准备上车，朝南出发上高速。

“等一下，”米可说，“巴伯尔尽管才七岁，假如真要跑，也不会笨到要告诉大家去哪里。那个佛罗里达是个圈套。”

“圈套？”她爸爸说。

“对。巴伯尔只熟悉两个地方。一个是佛罗里达，另一个是亚特兰大。我、巴伯尔和拉尔夫上过亚特兰大公路好多回。从那里他知道怎么走，那就是他去的地方。他经常说到有机会去亚特兰大的话他要做什么。”

他们又走向外面的汽车。她要爬进后座时，波西娅捏了捏她的手肘。“你知道巴伯尔做了什么？”她小声地说，“别和其他人说，巴伯尔在我的梳妆台上拿走了一对金耳环。我压根没想到巴伯尔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布瑞农先生发动了汽车。他们开得很慢，沿路寻找着巴伯尔，朝着亚特兰大公路驶去。

的确，巴伯尔身上有种粗暴、残忍的倾向。他今天的行为和过去大不一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小孩，从未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有谁感到受伤害了，都会让他羞愧和不安。总之，他怎么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们在亚特兰大公路上缓慢地开着。他们经过了最后一排房屋，进入了漆黑的田野和林地。沿路，他们一直停车问有没有见过巴伯尔。“有没有一个赤脚的、穿着灯芯绒裤的小孩经过？”但是，他们都已经开了十英里，却没有人见过或注意到他。冷冽的风从敞开的车窗灌了进来，夜已深。

他们往前继续开了一会儿，就掉头开回小镇。她爸爸和布瑞农先生想去找所有上二年级的孩子，但她让他们掉头，继续在亚特兰大公路上开。她想起对巴伯尔说过的话，关于贝彼已经死了、新新监狱和劳斯监狱长等。关于吻合他尺寸的小电椅和地狱。黑暗里，这些话听起来真可怕。

他们开得很慢，离开小镇大概半里左右，突然，她看见了巴伯尔。车灯将前面的他照得很清晰。真有趣。他在公路边上走着，拇指伸了出来，想要搭便车。波西娅的厨刀别在腰带上，宽阔黑暗的公路衬得他如此的小，像个五岁孩子，而不是七岁。

他们停车，他跑了过来要上车。他看不清他们是谁，他的脸上有着一贯的、瞄准玻璃球时的表情——斜着眼睛。她爸爸抓住他的衣领。他又踢腿又挥拳，之后将厨刀抓到手里。他们的爸爸及时地将刀拔走。他像个被困的小老虎一样搏斗着，但最终还是被弄进了车里。回家路上，他们的爸爸将他抱在腿上，巴伯尔坐姿挺立僵硬，没有倚靠任何东西。

他们得将他拖进屋里，所有的邻居和房客都出来看热闹。他们把他拽到前屋，进屋后，他退到一个角落，拳头紧紧握着，斜眼看着每个人，仿佛随时要和所有人战斗。

进屋之后，他一直没说话，直到后来突然大叫：“是米可干的！我没干。是米可干的！”

从没有听过巴伯尔这样的叫喊。他脖子的血管突了出来，他的拳头像石块一般硬。

“你们抓不到我！没人能抓到我！”他不断地叫喊。

米可去摇晃他的肩膀。她告诉他之前说的全是编的。他好不容易明白了她的话，却安静不下来，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尖叫。

“我恨所有人！我恨所有人！”

他们只是站在一旁。布瑞农先生摩擦他的鼻头，目光朝下落在地板上。最后，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辛格先生似乎是唯一明白情况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听不见那些可怕的声音。他的表情仍然平静，巴伯尔每看他一眼，似乎就稍微安静一点。辛格先生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这样的事情如果放手让他来处理就会好多了。他更具有理性，知道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只是看着巴伯尔，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安静下来了，他们的爸爸总算能将他弄上床睡觉了。

在床上他脸朝下趴着哭泣。他的抽噎长久响亮，全身颤抖。他哭了一个小时，三个房间的人都无法入睡。比尔挪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米可钻到巴伯尔的床上来。他不让她碰或者依偎。他又哭了一个小时，还打嗝，终于睡着了。

她久久睡不着。黑暗里，她用双臂紧紧抱着他。她抚摸他的身体，到处亲吻。他是如此娇柔，身上散发着海盐般的男孩气息。她的爱如此强烈，不得不使劲地抱紧他，直到胳膊都酸了。在她心里，同时想到巴伯尔和音乐。好像无论她做得怎么好都不足以配他。她再也不会打他或者逗他。她用胳膊抱着他的头睡了一整夜。然后在清晨醒来，发现他已不见。

那晚之后，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逗弄他——她或者别人。自从枪击了贝彼后，这孩子再也不像以前的小巴伯尔了。他沉默寡言，也不和谁玩了。大多数时候，他独自坐在后院或储煤室。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她真想要一架钢琴，不过，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她告诉所有人她想要一块米老鼠手表。当巴伯尔被问到想要什么圣诞节礼物时他说什么都不想要。他藏起自己的玻璃球和折刀，不让任何人碰他的故事书。

那晚之后，没有人再叫他巴伯尔。附近的大孩子开始叫他“贝彼杀手凯利”。但他和谁都不太说话，似乎对一切无动于衷。家里人叫他本名——乔治。一开始，她改不了巴伯尔的称呼，也不想改。有意思的是大约一周后，她就很自然地叫他乔治，和别人一样。他真成了另外一个孩子——乔治——总是独来独往，看着老成了很多，没有人——甚至是她——知道他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平安夜她和他一起睡。他缄默不语躺在黑夜里。“别这么古怪了，”她说，“我们聊聊聪明人吧，那些荷兰孩子不是把袜子挂起来，而是将木鞋子放在外面。”

乔治不回应。他睡着了。

她凌晨四点起来了，将家里人都闹醒。他们的爸爸在前屋点着火炉，让他们都到圣诞树跟前，去看收了什么礼物。乔治的是一套印第安人的服装，拉尔夫收到一个橡胶玩偶。其他人收到衣服。她翻遍了袜子找米奇老鼠手表，没有。她的礼物是一双褐色的牛津鞋和一盒樱桃糖。天依然漆黑，她和乔治出去站到人行道上，砸巴西坚果吃，放鞭炮，将一整盒双层的樱桃糖都吃光。天亮时，他们的肚子都不舒服，也玩累了。她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沉入内心的世界。

6

早晨八点钟，考普兰医生坐在办公桌前，借着窗外微弱的晨光，研究一沓文件。他身旁的树，一棵雪松，深绿色的叶子长到天花板。从第一年行医起，每年圣诞节他都办一个年度派对，现在，一切就绪。前屋的长凳和椅子靠墙排列成行。整个屋子弥漫着新鲜出炉的烤蛋糕和冒着热气的咖啡的香甜气息。办公室里，波西娅和他一起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她的手托着下巴，她的身体几乎弯成两段。

“父亲，你五点钟就趴在桌子上。你并无事情要处理。你该等到要做事了再起来。”

考普兰医生用舌头润了润嘴唇。他的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事情，根本顾不上波西娅。她在边上让他心烦。

终于，他烦躁地对她说。“你为什么坐在那儿闷闷不乐？”

“我就是担心，”她说，“首先，我担心我们家威利。”

“威利？”

“你知道，他每周日都给我写信。信一般在周一或周二就到了。但他上周没写。当然，我也没有太焦虑。威利——他性格那么好，那么讨人喜欢，我相信他会没事的。他已经从监狱转去服劳役，他们要到亚特兰大北部某个地方干活。两周前，他写了封信说今天要到教堂服务，让我给他送去一套衣服和他的红领带。”

“威利就说了这些？”

“他还说了这个B.F.梅森先生也在监狱里。他还碰到了巴斯特·约翰逊——威利过去认识的一个男孩。他也让我把他的口琴一起送去，没有口琴吹他开心不起来。我全都送去了。还送去一副棋子和一个白糖霜蛋糕。我真希望过几天能收到他的信。”

考普兰医生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他的手无处安放。“女儿，我们晚点再讨论吧。现在有点迟了，我得打住了。你到厨房去看看是不是一切妥当了。”

波西娅站了起来，努力装出开朗快乐的神情。“那五美元的奖金你决定发给谁？”

“我现在还不能决定哪个是最好的。”他谨慎地说。

他的某个朋友，一个黑人药剂师，每年拿出五美元的奖金，颁给命题文章写得最好的一名中学生。药剂师从来都让考普兰医生独自裁决，并在圣诞派对上宣布获胜者。今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野心：我如何让黑人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只有一篇文章值得认真考量。然而这篇文章太幼稚，太不明智了，把奖金颁给它很难说是审慎的决定。考普兰医生戴上眼镜，再次集中精神阅读此文。

这是我的野心。首先，我想去塔斯基吉大学，但我不想成为布克·华盛顿或卡佛博士那样的人。当我完成学业后，我想去当一名好律师，就像为“斯科茨伯勒男孩”辩护的律师一样。我只接黑人起诉白人的案子。我们的同胞每一天都被迫觉得自己是低等的，在每个方面，以每一种方式。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种族。我们不能长久地在白人的压迫之下流汗。不能总是我们耕耘他人收获。

我想成为摩西那样的人，他带领着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压迫者的土地。我想建立一个“黑人领袖与学者秘密组织”，所有的黑人都由甄选出来的领导带领，组织起来准备抗争。关注我们种族困境的、愿意看见美国分裂的其他国家会来帮助我们。所有黑人会组织起来，将会有一场革命，最终黑人会取得密西西比河以东、波托马克河以南的所有领土。我要建立一个在“黑人领袖与学者秘密组织”控制下的强大国家。不给白人签证——如果他们进入国土，不会有任何合法权利。

我恨整个白人种族，我会一直奋斗，直到黑人种族为他们所有的苦难复了仇。这就是我的野心。

考普兰医生感到血液沸腾。桌上的钟嘀嘀嗒嗒走得很响，那声音让他烦躁不安。他怎么能够把奖给这么一个想法疯狂的男孩子？他该如何决定？

其他文章毫无实质内容。年轻人并不思考。他们只是写出自己的野心，对题目的后半部分完全忽略。只有一点是有点意义的。二十五个人里有九个如此开头：“我不想成为仆人”接着，他们会写想开飞机、当一个职业拳击手、牧师或者舞者。一个女孩唯一的梦想是对穷人友善。

困扰他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兰斯·戴维斯。无需翻到最后一页看签名，他已知道作者的身份。他之前就和兰斯·戴维斯打过棘手的交道。他的姐姐十一岁时外出当女仆，被她的雇主，一个中年白人强奸了。大概一年后，他接到出急诊的电话，治疗兰斯。

考普兰医生走近卧室的档案柜，里面存放了他所有病人的资料。他抽出一张卡片，上面标注有“丹·戴维斯太太及全家”，他浏览备注，直到找到了兰斯的名字。时间是四年前。他的记录是用墨水写的，比其他人都要详尽：“十三岁——已过发育期。自我阉割未遂。性欲过剩和甲状腺亢进。两次探视，身体无痛却又哭又闹。喋喋不休——喜欢说话，但有偏执狂。有一点例外，成长环境正常。参看露西·戴维斯——母亲是洗衣妇。聪明，值得观察和尽可能给予帮助。保持联系。费用：一美元。”

“今年要做的裁决很困难，”他和波西娅说。“但是，我估计我得把奖给兰斯·戴维斯。”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么——和我说说这些礼物吧。”

要在派对分发的礼物都放在厨房里。有许多装食物和衣服的纸袋，上面都附着红色圣诞卡。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参加派对，但那些真要来的人都已经顺道过来在门厅桌上的宾客册上签了他们的名字（或许是让朋友帮忙签的）。纸袋堆放在地板上。大约有四十个，袋子大小取决于收礼物人的需求。有些礼物只是一小袋坚果或葡萄干，另一些是重得几乎抬不起的箱子。厨房被好东西堆满。考普兰医生站在门口，鼻翼因洋洋得意而颤动。

“我觉得你今年做得很好。大家也表现不错。”

“哼！”他说，“这还不到需求的百分之一。”

“喂，你又来了，父亲！我知道你其实高兴极了。你就是不想表现出来。你非得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有四配克豌豆、二十袋面粉、约十五磅的咸肉、乌鱼、六打鸡蛋、充足的燕麦面粉、西红柿和桃子罐头，苹果和二十四个橙子。还有衣服。两个床垫和四张毛毯。很了不起！”

“杯水车薪。”

波西娅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这个——你打算怎么处理？”

箱子里就是一些垃圾——无头的玩偶、龌龊的蕾丝和一张兔皮。考普兰医生检查了每一样东西。“别扔掉。每一件都有用。这是客人的礼物，他们送不出更好的东西。我迟点会发现它们的用处。”

“那么你来看看这里的箱子和袋子吧，这样我可以开始打包了。厨房快没地方了。他们就快进来吃点心了。我要把这些礼物拿到后面的台阶和院子里。”

旭日已经升起。这是晴朗而寒冷的一天。厨房里飘着浓郁的香甜气息。一大盆咖啡放在炉子上，奶油蛋糕摆满了橱柜的架子。

“没有一样是白人送的，全是黑人。”

“不，”考普兰医生说，“不完全准确。辛格先生送了十二元的支票，让我们买煤。我今天邀请了他。”

“我的天啊！”波西娅说，“十二元！”

“我觉得应该请他来。他不像别的高加索人<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你说得对，”波西娅说，“但我一直在想我的威利。我真希望他今天能参加这个派对。我真希望收到他的信。这念头折磨着我。但眼下！我们别说这些了，得准备了。派对快要开始了。”

时间还足够。考普兰医生仔细地沐浴更衣。他花了一点时间演练了一遍宾客到齐时他的发言。可是，期待与不安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到十点了，第一批客人来了，接着不到半小时，所有人到齐了。

“圣诞快乐！”邮差约翰·罗伯特说。他在拥挤的屋里欢喜地转，肩膀一高一低的，用一条白丝绸手帕擦脸。

“节日快乐！”

门庭若市。客人们被堵在门口，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前廊和院子里。既没有推搡也没有粗鲁的举止。乱得井然有序。熟人们打着招呼，陌生人相互介绍并握手。小孩和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后面的厨房走去。

“圣诞礼物！”

考普兰医生站在前屋的中央，圣诞树边上。他晕乎乎的。他糊里糊涂地握着手，回应着问候。给他的礼物都塞到他手里，有的用丝带精心包扎，有的用报纸包。空气变得厚重，声音越来越响。面孔绕着他转，他谁也认不出来。渐渐地，他恢复了镇定。找了个地方放下怀中的礼物。晕眩有所缓解，屋里清晰了。他拨弄了一下眼镜，开始观察周围。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药剂师马歇尔·尼科尔斯穿着长燕尾服，正和他开垃圾车的女婿聊天。“至圣升天教会”的牧师也来了。还有其他教会的两个执事。海伯尔穿一身夸张的格子西装，善于应酬地在人群里穿梭。健壮年轻的花花公子们对身穿靓丽长裙的年轻女人献殷勤。有带着孩子来的母亲，有矜持的老人，他们往花哨的手帕里吐痰。屋里暖烘烘、闹哄哄的。

辛格先生站在门口。很多人盯着他看。考普兰医生记不得自己是否迎接过他。哑巴就一个人站着。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像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一个犹太人的脸。见到他真好。

门和窗户都开着。风吹过房间，炉火噼啪响。声音小了。座位都坐满了人，年轻人并排坐在地上。大厅、前廊，甚至是院子里都挤满了沉默的客人。到他讲话的时间了——他要说什么呢？慌乱让他喉咙发紧。一屋人在等待。约翰·罗伯特做了个手势，一下子全场安静了。

“我的同胞们。”考普兰医生茫然地开始。停顿了一下。突然，话就涌了出来。

“这是第十九年了，我们在这间屋里一起共度圣诞节。我们的同胞第一次听说耶稣的诞生时，那还是个黑暗时代。我们的同胞在这个镇的市政广场上作为奴隶被售卖。从此以后，我们听了无数遍他的故事，讲了无数遍他的故事，次数多得记不得了。因此，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百二十年前，另一个人诞生在一个叫德国的国家——大西洋彼岸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人和耶稣一样明白。但他思考的并非天堂或来世。他的使命是为活着的人。为那些一生工作、受苦、工作的大众。为那些洗碗的、掌勺的、摘棉花的人，以及工厂里滚烫的染缸旁工作的人。他的使命是为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学习、工作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他说世界分为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每个富人都有一千个穷人为他干活，他因此变得更富。他没有把世界分成黑人、白人或黄种人——对卡尔·马克思而言，一个人是属于数以百万计的穷人还是极少数的富人阶级比他的肤色更重要。卡尔·马克思毕生的使命是让全人类平等和平均分配财富，世上再无穷人或富人，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一份。这是卡尔·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条戒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大厅里一只皱巴巴的、发黄的手怯怯地举了起来。“他是《圣经》里的马克思吗？”

考普兰医生作了解释。他拼出两个名字，引用了日期。“还有问题吗？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自由参与或开始讨论。”

“我想，马克思先生是基督教会的人？”牧师问。

“他相信人类灵魂的神圣。”

“他是白人？”

“是的。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白人。他说，‘我以为没有人是我的异族’，他把自己看作所有人的兄弟。”

考普兰医生停顿了更久。他周围的面孔在等待。

“我们任何的资产、在商店买的任何商品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只取决于一样东西——那就是制造它或培植它所需要的劳动。为什么一栋砖房比一棵卷心菜贵？因为造一栋砖房投入了许多人的劳动。有人要做砖头和灰浆，有人要砍树来做地板的木条。有人要解决建造房屋的可行性。有人要运送材料到建筑工地。有人要造手推车和卡车来运送材料。最后，还有建筑工人。一栋砖房让很多很多人投入劳动——而我们随便哪个都可以在他的院子里种卷心菜。一栋砖房比一棵卷心菜贵是因为它需要更多的劳动。所以一个人买这栋砖房，他是为制造它的劳动买单。但谁赚了钱——利润？不是付出劳动的许多人——而是支配他们的老板。如果你更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老板上面还有老板，那些老板又有更高的老板——所以，真正操控所有这些劳动、让这些东西值钱的人，很少很少。这个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

他们真的明白了吗？说过的话他从头开始又讲了一遍。这次有人提问题了。

“但是造砖用的泥土不也要花钱吗？租地种作物不也要花钱吗？”

“这点提得很好，”考普兰医生说，“土地、泥土、木材——这些被叫作自然资源。人不制造自然资源——人只是开发它们，利用它们来劳动。因此，哪个人或集体有权拥有它们？一个人怎能拥有种植所需要的土地、空间、阳光和雨露？一个人怎么能说这些‘是我的’而不让别人使用？因此马克思说这些自然资源属于每个人，并非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来让所有人共同使用。类似这样。譬如说一个人死了，把他的骡子留给四个儿子。儿子们不会将骡子割成四块各取一份。他们会一起拥有和使用骡子。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一切的自然资源被占有的方式——不是被一群富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共同拥有。

“在这间房子里我们没有私有财产。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人拥有自己住的房子，有一元两元的闲钱——但我们所有的无一不是维持生存之物。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着的每天都出卖身体。我们早晨去干活，我们整天工作，就是在出卖它。我们被迫接受任何价格、任何时间和任何目的来出卖它。我们为了吃、为了活着而不得已出卖身体。我们为此得到的酬劳仅够我们维持体力以工作得更久，给别人挣更多的利润。今天，我们不再摆放在展台上，在市政广场上出售。但我们几乎在活着的每时每刻都被迫出卖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灵魂。我们从一种奴隶制度中解放只为了进入另一种。这是自由吗？我们是自由人了吗？”

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前院传来。“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本质。”

“在这种奴隶制里，我们并不孤单。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同样的人，来自所有肤色、种族和信仰。我们必须记得这点。我们的同胞中有很多人憎恨贫穷的白人，也恨我们。镇里那些住在河边、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的需求和我们几乎一样。这种憎恨是巨大的恶意，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必须记住卡尔·马克思的话，按照他的教导来认识真理。分配的不公正让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离。我们得记住是我们大家通过劳动来创造这个地球上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铭记卡尔·马克思的真理，不要忘记。

“但是我的同胞们！这间房子里的我们——我们黑人——还有另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使命。在我们之中有一个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我们如果失败，将要永远输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特殊使命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