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记 三家村夫：报销记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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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还没有听出一个眉目，也不能不装着我是一个“明白人”，表示局长的事我们一定要支持。于是会计主任就要我想办法“编”几千块钱出来贡献给局长。

我真是费尽心机，机关算尽，才算在报销中，挤出几千元钱，按时送到会计主任那里去了。会计主任大加赞赏：“好，好，你真是一个明白人。”

我这个从合格的会计升格为“明白人”的人，从此就参加到局长和会计主任的核心里去了。以后我接触到许多骇人听闻的机密大事，我才知道粮食局是一个为多少人羡慕的单位。粮食这东西，不仅是“民以食为天”，而且比天还重要，在我们这个票子很“毛”的时代里，粮食实际上起了通货的作用。可以想得到，想争夺粮食局长这个肥缺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人用钞票去塞，哪个塞的“包袱”最大，才能捞到这个肥缺，自不必说了。要是在重庆那个政府的粮食部里没有硬后台，你就是弄到这个肥缺，搞不到几个月，就会被人拱垮的。我现在才知道，我们这位局长，你别看他官不大，却是粮食部长的亲信。后来我知道，部长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有几次，重庆闹粮荒，都是靠的我们的粮食局长，从我们这个产粮县，日夜赶运几万担粮食去，才叫部长过了关的。

使我知道的更大的机密也是令我最吃惊的，却是我们局长用官粮来搞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的事，那真是“不尽黄金滚滚来”呀！

有一天早晨，我才上班，正把头埋进账簿堆里去，搞数目字的游戏，会计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我去了以后，让座、递烟、泡茶，并称呼我为王先生，对我特别客气。会计主任说：“王先生，恭喜你高升了。”

我听了惴惴不安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也是一样，当你的上级有一天忽然对你客气起来，并且向你祝贺“高升”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滚蛋的时候了。我眨巴着眼睛，望着我们的会计主任，没有说话；我在想，我从来规规矩矩地为他们卖力，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叫我“高升”呢？

“是真的，王先生，你莫紧张。你看，有人请你担任会计主任来了。”会计主任拿出一张纸来，打开让我看，原来是一个什么裕民粮食公司给我送来的聘书。当一个会计主任，掌握财权，自然比我现在这个报销会计强多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局长和会计主任用“高升”的办法来把我开革出去。我迟疑一下说：

“我在这个粮食局里人熟事熟，吃碗太平饭也就行了，不想高升。再说这裕民粮食公司是官办商办，我也没有听说过嘛。”

会计主任笑了起来。他知道我们这种“为两斗米折腰”的小公务员，被“高升=开除”这个公式吓怕了的，赶忙给我解释：“王先生，这回是真的高升了。这个裕民粮食公司不是外人办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局长担任总经理，不过招牌上不是他。这个，你当然明白。想必你也知道，局长的后台就是重庆的粮食部长，这个公司是部长出的资本，可以说部长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粮食局和粮食公司其实是里外一套，亦官亦商，粮食局出本，粮食公司得利。局长看你是一个明白人，老实可靠，才把你拉进我们这个圈圈里来。你找到部长、局长这样的靠山，一辈子可以得意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的确是受宠若惊了。我当然欣然答应，接过了聘书。细想起来，我真要感谢教给我种种人情世故和各种报销技术的老会计。没有他的凑合，我哪有今天？我正想着要去感谢老会计哩，会计主任却说了：“公司的事，谁都不能说。尤其不要去对那个老会计说。这个人鬼得很，靠不住。”

“哦，哦。”我除开哦哦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会计主任又说：“我们并且还要叫你‘高升’一下，拈你一点过错，把你斥退了。然后你自己再去找裕民粮食公司谋事去。”这个会计主任怎么说话颠颠倒倒的？刚才说不会叫我“高升”开除我，怎么现在又说要拈我一点过错，把我斥退了呢？裕民公司明明给我送来了聘书，怎么又说要我自己去那个粮食公司谋事呢？我迟疑地望着会计主任那变色的面孔，想从那上面读出气象来，看今天到底是天晴，还是刮风下雨。

“嘿，老弟，你怎么这么迂？这个过场是必定要走的呀。聘书都到你的手了，你还怕什么？”会计主任微笑着的面孔，显出今天天气转晴，我的面前是一片光明。

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表示心领神会了。

果然，过了几天，我在粮食局被“高升”出去，同时就在裕民粮食公司上任了。这个公司门面很小，人手更少，其实不过是一个皮包公司。什么叫“皮包公司”？就是把公司开在经理的皮包里，专门干些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事。业务很简单，粮食局通过政府征实征购，从老百姓那里刮来的粮食，都变成公司的本钱。用这么大的本钱投到粮食市场上去，就完全可以垄断和操纵市场了。涨跌吞吐，完全以赚钱作为杠杆。为了等粮食看涨，哪怕仓库的粮食堆成山，就是不卖。可怜那些升斗小民，在凄风苦雨中，顶着麻袋，半夜就在米店外排队，结果早上看到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米”的木牌挂出来。有的老太婆捶着门板痛哭：“你们硬是要饿死人呀？天理良心……”她还以为这世界上真有“良心”这么一个珍贵的东西哩。有之，就是那块冷酷无情地对她板着铁青面孔的“今日无米”的木牌。

有时候为了和市场上的小投机商和米行老板斗法，却要放手地卖，把价钱狠狠地压。起初那些投机商看到米价一跌就快收，但是越收越跌，搞不多久，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同时，他们资本有限，有的只是从县银行借的高利贷资本。搁久了不抛出去，别的不说，就是那要付的利钱也压得他们吃不消。一面市场上的米粮价继续疲软，一面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断升高，同时县银行又把银根抽得紧紧得，就像套在那些投机米商的颈上的皮带，越勒越紧一样。我才知道，这个县银行本来也是局长开的，后台老板还是那位远在重庆的部长，县银行自然要努力配合老板“吃人家”的事业了。（这些“疲软”、“银根紧”等等名词，你们知道吧？这是市场的行话）这些投机米商吃不消了，只好忍痛低价吐出原来高价吃进去的粮食，这一下裕民粮食公司一口都吞光了。车转身就牌价高挂。就在这一吞一吐之间，支票就像雪片飞进我的保险柜里来了。简单地说，有些商号和米行就这样被公司吃掉了。公司就吃得愈来愈胖起来。

每一次吃掉一家米行，会计主任就来找我去吃酒。在酒席上，他哈哈大笑地说：“龟儿子，又吃掉了一个蛋！”他咬着糖醋排骨的骨头，格扎格扎响，津津有味，就好像嚼的是那些升斗小民和小商贩们的骨头，至少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血腥的压榨，残酷的倾轧，原来就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这个裕民公司就这么搞了不到一年的“裕民”事业，赚了大钱，真叫官商一家，无本万利。我亲自经手给重庆的某私营银行兑去不少的钱。但是从外表上看，还是看不出什么来，裕民公司还是那么一个小门面，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既没有见到银钱钞票，也没有见到经营的实物粮食，就靠银行支票和提粮单飞来飞去。我们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在支票和提货单之间玩来玩去，就看到“不尽黄金滚滚来”了。当然，我们公司办事的几个人也不过是几只提线木偶，表面上耳提面命的是那位会计主任，其实真正提线的是局长和那位远在重庆进行遥控的部长。他们是于官则有权有势，于商则有粮有钱，操纵着市场，干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买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脸盘发福，肚子胀圆。

我照说不过是一个升斗小民，被偶然的机会拉了进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时深夜扪心自想，却也有些感到可怕，在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早上一起来，又周旋于支票和提粮单之间，听到会计主任说：“良心！良心值几角钱一斤？”我也就心安理得，继续像过了河的卒子，拼命向前了。

我干了一年，我总以为我们的局长连同他后面的部长是所向无敌的。财神爷简直像是养在他们公馆里的阿猫阿狗，被他们喂家了的。却不知道黄雀之后还有弹弓在瞄着它们。而我也就几乎在这种残酷斗争的场合里把自己的老命报销了。

且说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对我说：“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光掌握一些票子，还不是办法，粮食公司还得掌握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才算脚踏实地，不怕风浪。”

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怎么办？”我问他。

他笑一笑——这位会计主任总是喜欢说到得意之处，那么皮笑肉不笑地皱一皱面皮，听不到他的笑声，只听到从他的牙齿缝里喷出来的嘘嘘的声音。听了像刺骨的寒风，从他的牙齿缝里吹到我的脸面上来。在他那笑声里面当然包含着聪明和智慧，可是更多的是包含着阴险和奸诈。今天他又那么笑一笑——假如那可以算是笑的话。我知道他又有“上上策”要拿出来了。他说：“怎么办？我们既不会种粮食，又不会印票子，更不会变戏法，叫粮食像从天上落雨一样落到我们的粮仓里来。”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粮食从哪里来？我正注意地听着，他却故意卖关子，不说下去了。我问：“到底粮食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