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记 巴陵野老：盗官记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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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在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给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瘪：“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喧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
“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顺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棒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捋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
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上边要去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束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
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嘘了一口气。
“看来这回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水’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作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一点也不走展。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遭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起来了，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大法，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是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历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它后方的农民起来抽它的底火。于是，正儿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认真’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前说起这事，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认为这一纸告示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有油墨，连拿来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笑得太早了。”黄大老爷放下他的白铜水烟袋，恨恨地说，“我们这个穿中山装的县太爷要不滚蛋，恐怕我们今年还要蚀财。”
不错，黄大老爷比其他财主们是要高明一些。张牧之接到这个告示，不特在全县到处张贴，并且动员学生到处去宣传：“今年要二五减租了，这是政府的法令，谁敢违抗，严惩不贷！”农民们呢？从新来的这位县太爷上任以来办的几件事，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现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号召他们起来向财主们要求二五减租，也许是有一点希望的吧，一股风就这么吹起来了。有些农民就是不信邪，就是扣下二成五的租不交，看你能把我扭到县衙门里去！有的土老财还是照昨年的皇历，硬是把佃户扭到县衙门去。嘿，这世道莫非真是变了？扣下来挨训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抗租不交的佃户。这个消息又传开了。这股减租的风闹得更大了。
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黄大老爷，最不服气的也是黄大老爷。他一直在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啥子人？刁钻得很，专门找空空和有钱人作对，向着穷鬼们……啊，莫非他……”黄大老爷专门请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天德来，他们研究了好一阵，不得要领。到底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只是一个奉公唯谨、不懂世故的角色呢，还是别有背景？胡天德一点也回答不上来。他名义上是县党部的书记长，是专门负有防止共产党活动的责任的，并且领得有津贴，县党部里还设得有“调查室”这样的机构。可是胡天德一天除开和县里的绅粮们吃喝打牌，到黄大老爷公馆去请安之外，就是睡在自己床上抽鸦片烟。对哪一种烟土最带劲，他倒是有过调查，别的他就从来没有想去调查了。
黄大老爷对于胡天德回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也不责怪他，只要他肯从鸦片烟床上爬起来认真去做点调查工作就行了，便告诉他：“小老弟呀，共产党无孔不入，睡不得大觉呀！你要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摸清张牧之他们的根底，要从他带来的几个人的身上下功夫，特别是那个秘书师爷，把他能拉过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胡天德领命去了，而且也认真派他的调查室的人去做调查工作。但是搞了一阵，毫无成效。因为张牧之带来的几个人，都是铁了心似的，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想和他们联络感情，交交朋友，总是靠不拢。他们几个都是烟酒不沾，请吃饭不到，更不敢去送钱送礼，怕反而弄得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从这一点上看，胡天德越是感觉有点像共产党，他越是紧张，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找机会去联络陈师爷。虽说陈师爷这个人比较随和，交际应酬也还通人情，可是要从陈师爷口里探听张牧之的底细，比叫泥菩萨开口还难。是哟，陈师爷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对于胡天德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还不明白吗？胡天德不仅没有摸到一点情况，反倒被陈师爷从他的话里套出来，是谁叫他来打听的。陈师爷马上告诉了张牧之，黄大老爷正在叫胡天德想办法来摸他们的底。这些人决不会安什么好心肠的，要大家多留点神。
张牧之说：“黄天棒这个混蛋，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设法除掉他，总不甘心。”
“是啊。”陈师爷说，“擒龙要擒首，打蛇要打七寸，把他除了，这县里的事情才好办。”
于是大家都来想除掉黄大老爷的办法。
胡天德向黄大老爷汇报了情况，黄大老爷更加坚定地相信，张牧之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头。你想，他带来的一般下人都那么一滴油也浸不进，是简单的人吗？因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胡天德上省城去送到省党部，请那里“调查统计室”派两个高明的“调查专家”来。
等到那两个“调查专家”到来的时候，正是本县的老百姓真心实意要给张牧之送万民伞的时候。张牧之最近又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惩办了两个大家恨得要命的恶霸。这两个家伙横行乡里，杀害农民，逼奸妇女，越来越凶。他接到了许多乡下老百姓的请愿书，就把这两个坏蛋抓起来审问。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把什么国法放在眼里，他们在堂上公然供认真情不假；要他们在口供上按拇指印，他们也满不在乎地按了，心想，这些东西顶个屁用。这下好，张牧之抓到罪证，就请本地机关、法团、学校和参议会的绅粮派出代表来会审，连黄大老爷也不得不派出代表来参加。会审结果，硬是证据确凿，罪不容赦，于是一致公议，明正典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才晓得这一回碰上了硬码子，一下就蔫了，连黄大老爷也不好出面救他们。
杀这两个大恶霸的日子，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都涌到河边沙坝去看热闹。一看到这两个恶霸被五花大绑，跪在沙上，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大家都不禁鼓掌欢呼起来。从此，“张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到底还出了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老百姓自发地凑钱要给“张青天”送万民伞。这把万民伞，再不是那些县太爷要卸任了，估倒本县绅粮们送的那种万民伞，在上面签名的寥寥无几，这把万民伞真是万民来签的名，何止万民，二三万都过了。
老百姓真心实意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时候，正是省党部的两个调查专家偷偷地到县里来调查的时候。除了黄大老爷和胡天德，谁也不知道来了这么两个人。他们听了胡天德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和黄大老爷很清楚、很有见地的情况介绍后，对于张牧之干的这些非凡的事，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听到他们介绍原来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失败了以后，就笑他们“逗错了膀子”了。那个姓李的调查专家（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听说这种担负着特别任务的神秘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说：“你们完全逗错膀子了。这样的人，你们以为可以用吃喝、女人、金钱就拉得过来吗？”
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党国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起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传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会。他们轻脚轻手出去，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脚手，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是他们的拿手。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把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他。还警告他，今夜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警告的，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赏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
这样的传说，也传到张牧之和陈师爷的耳朵里。他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反映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希望有什么侠客一样的人出来，替他们惩治横行霸道的人罢了。这种传说也传到黄大老爷的耳朵里，说得活灵活现的。他对于冥冥之中有什么奖善罚恶的天神在飞来飞去，有些害怕，但一想他做的恶事，实在也太多了，还是不相信的好。至于说有来去无踪的侠客，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什么时候有一颗复仇的子弹向他射来，或者在睡梦中忽然他的脑壳搬了家，他一直有些担心。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人，也就从来不敢希求别人宽恕他。因此，他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安排。他不大走出他为自己筑起来的像监狱一般的高墙大院。要出街，他从来不事先叫人知道时间。突然出街了，也是前呼后拥，跟着一大路提着张开机头头的盒子枪的保镖。他坐在那四人换抬的凉轿里，像风一般地过去了。他还不放心，有的时候，他叫前面一乘凉轿上坐上一个和他模样打扮差不多的下人，自己却坐在一乘普通轿子里，像个跟班。这样有个替死鬼在前头替他顶住，就是刺客动手，他还可以溜掉。他还知道，侠客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活动的，他偏偏也是一个喜欢昼伏夜出在黑暗里干勾当的人。所以他尽量不叫人知道他在夜晚的行踪，比如今夜晚他在哪一个姨太太房里烧鸦片烟过夜，谁也不知道。有时，他在吃过夜饭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两三个保镖，从旁门溜出去，到后街他养的几个候补姨太太家里去过夜。
正因为这样滑头，他才算逃脱一次惩罚。
张牧之到底从张德行他们的口里知道他的兄弟伙在城里干的秘密活动了。一谈起来，大家哈哈大笑，说：“×妈这才叫快活哟！”这样神鬼不知，轻轻巧巧就办了一桩复仇的买卖，比在衙门办事要痛快得多了。在衙门办事，要想好多条条，挽好多圈圈，才能惩治一个坏人，还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议论，以及明的暗的抵制。
这种活动，竟然对于坐在衙门里的大老爷张牧之也产生了意外的诱惑。他也有心想把自己的脸蒙起来，施展出他久已不用的飞檐走壁、开门破户的精巧本事，去干几回浪漫的痛快事。但是被他的兄弟们阻止了：“你到底是出头露面的老爷嘛。”
但是这一回，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们在暗地商量，想去干一桩非凡的活动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非得亲自去走一回不可了。原来是他的兄弟们在商量着，想要钻进防备最森严、墙高屋深的黄公馆去和黄大老爷开个小玩笑，警告他一下：“你的脑壳并不是铁打的，搬不得家的；颈项也不是钢浇的，砍不断的。”警告他再要作恶，有人是能够进他的公馆来找他算账的。张牧之赞成偷偷干一下，他坚持要自己参加，算作是他当县太爷的业余消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