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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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幽雅，楼的前后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来这里的人不多。“文革”开始后，这些司局长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几乎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

袁军的家就在这里。自从他父亲袁北光、母亲王咏琴被隔离审查后，行政处就给袁军安排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门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按照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给袁军一间平房，是因为袁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体现党的给出路政策。

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本身就是种歧视，就好比1957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4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3个哥哥都在“文革”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15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算计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及时行乐，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儿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20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己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己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样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了，正经地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袁军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你作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

郑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吸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细端详。他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家里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濡目染地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这对花瓶是明代的，崇祯五年烧制，还是官窑的，你们家哪来的这东西？”

袁军想了想说：“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儿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的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儿，逃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对花瓶。”

郑桐敲敲花瓶：“我看你们家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对花瓶还值点儿钱。”

袁军喜出望外：“真的，这花瓶值钱？那么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这年头儿卖不出价来，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顺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袁军沮丧地说：“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的，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郑桐吩咐道。

“我操，你丫出点儿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可，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郑桐耐心地开导道：“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儿东西，咱们干吗来啦？赶明儿你爸要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能不能出来还难说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儿反党罪行，闹不好就被送秦城了，你就可劲儿折腾吧，没事。”

袁军骂道：“你爸才被送秦城呢，你丫别老方我。”

郑桐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袁军问：“你又惦记上什么啦？”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将校呢？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就多弄点儿东西走。”

“嘿，你丫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将校呢，你怎么净想这美事？”

郑桐理也不理，边翻边回嘴：“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人，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儿啦。我说过，不弄件将校呢穿穿，哥们儿死不瞑目。”

袁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家的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郑桐话里有话地威胁道：“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袁军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呢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两人摸着黑收拾好细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区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有着大片的楼群，这些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住宅楼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出若干个区域，以天干地支类推，如子区、丑区等。这些住宅区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和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这片住宅区，会发现这里随处可见成群结伙、身穿黄色军装和藏蓝色制服的青少年。他们或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数十人一起骑着自行车闲逛。这是些追逐时尚的青少年，当时的成年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时尚的，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了解那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状，鼻子上戴着鼻环的新新人类一样。1968年的青少年们追求的时尚还不算太出格，最时髦的服装首推军装，蓝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款式平庸、色彩单调的服装怎么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时装潮流呢？简直毫无道理。创造这些时尚的是那些被称为“老兵”的青年，在一个刚刚能吃饱肚子的国度里，他们都是来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们的审美能力不可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他们所能创造的时尚无非是在朴素的衣着上进行某种搭配，比如一身蓝制服可以配上一双白边的懒汉鞋，再配双雪白的线袜。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围巾倒是颇有讲究，一种色彩鲜艳，用细毛线织成的拉毛围巾成了时髦货，不过戴这类围巾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很容易被人指责为“不正经”。

就像今天的城市青年崇尚名牌汽车一样，当年的“老兵”崇尚一种全链套、装有电镀后架的永久牌自行车，此车的型号为永久十三型，俗称“锰钢车”。当年这种自行车产量有限，市面上极难见到，商店里若是偶尔到一批货，要事先贴出告示，购买者头一天傍晚就得到商店门前排队，和钟跃民等人购买芭蕾舞票一样，追求时髦的代价是忍受一夜凛冽的寒风。

如果你在1968年身穿军装或一身蓝制服，再配上懒汉鞋、白袜子，骑上锰钢车在百万庄一带闲逛，那就等于在向世人宣告：我是顽主，谁不服气就惹我试试。你放心，肯定会有不止一群顽主来找你麻烦。如果是位姑娘穿上这身行头，再戴上一条鲜红的拉毛围巾，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找拍”呢。何谓“拍”？拍婆子是也。何谓“拍婆子”？就是在大街上和不大正经的女孩子搭讪，要求交朋友。其实这位姑娘早该有心理准备，既然打扮成这样，就怨不得顽主们把你视为同类。

李奎勇和小浑蛋旁若无人地站在通往申区的路口上，两人边谈话边四处张望，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态。

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今天李奎勇和小浑蛋两人敢跑到申区来拔份儿，这无非是想表明他们的勇气——根本没把这些“老兵”放在眼里。

李奎勇和小浑蛋曾住在一条胡同里，当年李奎勇练摔跤时，小浑蛋还是个很瘦弱、胆小的孩子，有时还受别的孩子欺负，每次都是李奎勇替他打抱不平。后来李奎勇的父亲和别人换了房子，他家搬到了宣武区南横街，两人才断了联系。前些日子，小浑蛋在天桥剧场抢了李援朝的票，竟和李奎勇意外地重逢了。李奎勇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当年胡同里最不起眼的老实孩子，几年没见竟成了大名鼎鼎的小浑蛋，连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都谈虎色变。

使李奎勇感动的是，如今的小浑蛋虽已成名，但他对李奎勇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尊重，还是一口一个“勇哥”地叫着。李奎勇是个讲义气的人，别人敬他一尺，他就还人一丈。他虽然对干部子弟怀有极深的成见，但仍然能和钟跃民交朋友，就因为钟跃民能尊重他。所以当小浑蛋提出要他陪着到申区来拔份儿时，李奎勇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答应，几乎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路上走过，小浑蛋轻佻地招招手：“嗨，小妞儿，过来陪哥哥聊聊……”

两个姑娘显然没受过这等侮辱，她们停下自行车骂道：“浑蛋，哪儿来的狗东西，敢到这儿来撒野？”

小浑蛋大笑：“你还真说对了，我就叫小浑蛋，小妞儿，你连哥哥叫什么名字都知道？来，让哥哥亲一下。”他边说边向姑娘们走去。

两个姑娘见小浑蛋真要过来，慌了神，她们连忙骑上自行车：“你有胆量就等着别走。”

小浑蛋停下脚步：“好呀，哥哥在这儿等你，快点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