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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