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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啦？”
“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你丫挤对谁呢？”
袁军傲慢地说：“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我是装司的小明，想起来没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军轻蔑地笑了：“没听说过，你想干吗？有话说，有屁放。”
“咱们还有笔账没算呢，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跑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啦！”
袁军微笑着：“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军的衣领：“走吧，咱可说好了，要是见了血，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军一拧他的手腕：“没问题，牙掉了咽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周晓白那天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两个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周晓白一愣，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袁军吗，这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脱口叫出来：“袁军。”
袁军这时酒正往上涌，五粮液酒的后劲很大，他刚才还没觉得怎样，现在可有点儿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他醉眼蒙眬地说：“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周晓白见他一嘴酒气，心里便明白了。她大声喊：“袁军，我是周晓白，你看清楚了。”
袁军仍然糊涂着：“什么……白？不认识。”
周晓白又好气又好笑，这浑小子是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晃晃袁军的肩膀喊：“钟跃民你总记得吧？”
谢天谢地，袁军总算还没忘了钟跃民，他努力控制住渐渐模糊的思维，从钟跃民那里才想起周晓白：“噢……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那个北京来的新兵不耐烦了：“嗨，你去不去，在这儿扯什么淡？”
周晓白一把拽住袁军对那新兵说：“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个单位的，敢告诉我吗？”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自己找台阶下：“好吧，让他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讨还。”说完便扭头走了。
周晓白不由分说地扯着袁军往医院走，她知道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地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她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在路上，袁军还糊里糊涂地问：“跃民也来啦，他分在哪个单位？”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啦。”
“不对吧，钟跃民能当军长？军长不是李震云吗……你别蒙我……钟跃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周晓白给气乐了：“你可真抬举他，钟跃民也就是当当你们这伙人的政委，在北京闹事还不够，又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那天周晓白把袁军弄到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两个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连周晓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
幸亏是遇见周晓白，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都对他很关注。平时没事，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纪律，连里就要拿他作个典型。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对后门兵的成见所致，因为在他们眼里，参军入伍是件很光荣的事，多少优秀青年争都争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干部子弟却轻而易举地来到部队，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门，这使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层的人，往往有一种强烈要求平等的心态，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军这类后门兵是注定要受人关注的。
袁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后门兵，他是新兵连开始集训后的一个月才自己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来的时候他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开口就要见军长。正巧那天军里的几个首长都不在，是军务处一个姓赵的处长接待他的。赵处长是前几年从军区调来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几个类似的后门兵，使他很烦。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是仅凭一封给军首长的亲笔信就从北京跑来要求当兵，他们才不管部队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续，来了就大模大样地要求见一号或二号首长，谱儿大得很，对此，军长和政委不胜其烦，又实在无法拒绝，便经常把赵处长推出来接待和安排，偏偏这位赵处长是作战参谋出身，没怎么在部队带过兵，和同级干部比起来，他缺少的是军队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且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宽容。他对这种走后门儿当兵的风气极为厌恶，这些干部子弟简直把军队当成了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打算办什么入伍手续。
前些日子赵处长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还客气了一下，问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那两个青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们只想留在军部机关，不想下连队。赵处长忍住气问他们，留在机关做什么，那两个青年想了想说，去通信站吧，那儿还不像连队那样苦，还能学点儿技术，但不能去有线连，因为有线连得经常爬电线杆子，还是无线连好一些。赵处长几乎被气疯了，但他没敢发作，他知道这两个家伙既然敢这么目空一切，就说明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他们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分到了无线连去学电台维修，但他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难受了好几天，还没缓过劲来，袁军又到了。
袁军哪知道赵处长对他这类人的看法，他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北京，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因此当他听说一号、二号首长都不在时，便大模大样地问，“三号、四号、五号在吗？他们中间谁都可以”，其口气之大，使赵处长对他顿生恶感。特别是袁军那天很不合时宜地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
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他听完袁军的自我介绍，便客气地说：“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一愣，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没有入伍手续这个概念，他记得父亲袁北光只给军长李震云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至于接兵的干部怎么办的手续，袁军才犯不上去操心呢。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他要手续，这很使袁军不痛快，他随口道：“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的。”
赵处长不卑不亢地说：“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赵处长显得很有耐心：“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无所谓地耸耸肩膀：“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集训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他话说得很狂妄，但自己竟毫无察觉，这一句话就把赵处长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和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天荒了。不过，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点点头，叫袁军去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他太了解了，一个新兵蛋子本不足为虑，但你闹不清他家老爷子和首长的关系，万一他家老爷子当年曾和首长在一口锅里搅过勺子，或是在战场上救过首长的命，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首长。这种傻事，赵处长才不会干，他决定对袁军实行冷处理，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等着吧。
满怀怨气的赵处长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3天，幸亏3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集训结束后，袁军被分到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他的事在团里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袁军有些后悔来当兵，他觉得军队生活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关键是这里没有一伙和他彼此处得来的朋友，他觉得连队里所有的人都在监视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从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到袁军所在的二班班长段铁柱，他们对袁军的态度都不冷不热的。他们都知道袁军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他父亲和军长的关系，但基层干部没人吃这一套，而且还越发看他不顺眼，这似乎是一种天生的成见，也是部队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农村入伍的战士和从城市入伍的战士有着天然的隔阂，这种隔阂在和平环境中很难消除。
袁军从小生活在军营里，熟悉军队生活，他知道自己非过新兵生活这一关不可，等熬过一年，下一批新兵进了军营，他才能熬出头来。军队就是这样，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他也不能事事护着你，班长这个官儿，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袁军懂得这些，他认为自己当兵以后，已经很收敛了，他甚至希望和班长段铁柱搞好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可段铁柱对袁军伸过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照样对他很严厉。袁军从此恨上了班长。
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7米的个子，粗壮得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暴，他和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一个县的，既然是老乡，平时他们之间的走动就多一些，这样便有些拉帮结派之嫌。袁军认为，这个连队已经被山东帮所把持，非山东籍的战士在这个连队就别想出头。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样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儿在入伍之前肯定是个好脾气的人，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以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致一见着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是几只眼。
这几天袁军和班长的关系已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袁军在103号坦克上当装填手，在59式坦克的4个乘员中，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车长自不必说了，那是全车的指挥员，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驾驶员和炮长都是技术活儿，自然也比较受尊重，特别是驾驶员，农村入伍的战士都愿意干，因为复员以后可以开履带式拖拉杌，这在农村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算来算去，就属装填手的差事不怎么样，从名义上说，他是预备炮手，可要想真摸到炮，除非炮长阵亡。换句话说，要是炮长活得好好的，袁军就只有撅着屁股装炮弹的份儿。他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坦克，座舱里竟如此狭窄，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装填手要用臂力将30公斤重的炮弹推入炮膛，袁军认为，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他心里明白，就冲他是这个连队中唯一的后门兵，这个装填手他是干定了。
袁军在座舱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装炮弹，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一颗30公斤重的教练弹被反复推进炮膛又退出，实在是苦不堪言。他觉得座舱盖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进座舱，他没有抬头，继续装填。
“袁军，有你这样装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段铁柱在座舱口说。
袁军连头也没抬：“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作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推弹入膛时，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段铁柱教训道。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段铁柱的声音严厉起来：“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嗬，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儿肉麻吗？要不赶明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袁军刻薄地挖苦道。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爸官儿大你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行啦，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碴儿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可。”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
袁军摸起一个大号扳手，慢慢向座舱口爬：“咱们到外面说话。”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座舱盖砰的一声被关上，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
袁军无力地坐下，恨恨地说：“真他妈的虎落平阳遭犬欺……”
周晓白终于收到钟跃民的来信，她兴奋得直哆嗦，抓住信封就一通猛跑，一直跑到休养区的花园。她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巴巴的，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
晓白：
你好！
我和郑桐已在陕北安下家来，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散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个大灰堆，人走上去，就像走进了散包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我们知青点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的，大家以前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桐还能和我交谈。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种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旱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是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时，全村人就集体外出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一两个星期，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桐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时还可以兼卖艺。郑桐这小子现在成天琢磨蒙人的招儿，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想弄点儿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儿全拿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儿的砖头码在他头上练开砖，但被郑桐坚决拒绝了，直到现在还没想出什么更富创造力的主意来。
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儿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段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七八个不同曲调的版本。老头儿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就能听见肺部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