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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里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大事了。”
蒋碧云走出很远后回头看看,发现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还在望着他们。
“郑桐,刚才我怕露怯,没好意思问。我也看过《法国革命史》,怎么对刺杀马拉的那个夏洛蒂·科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那是个24岁的姑娘,她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共和制是改造法国的唯一途径,而雅各宾派制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坏革命,所以她决定干掉马拉。当她来到马拉的寓所时,马拉正坐在浴盆里洗药浴,这哥们儿也不像话,赤条条地就让人家一个大姑娘进了门,是不是还有点儿别的想法,史书上没说,科黛可是个美丽的女人。结果科黛一刀就干掉了马拉,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蒋碧云沉思道:“关键是科黛的刺杀行动对历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郑桐说:“确实作用不大,她认为刺杀了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国,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暴政不是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但科黛的动机和行动无疑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这姑娘很漂亮吗?”
“据说很漂亮,当科黛站在将她载往刑场的马车上时,在沿途观看的人群中有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都没有消失。他后来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经爱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爱情。”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像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他的身体有些颤抖。
“郑桐……”蒋碧云轻轻叫了一声。
“嗯,怎么了?”郑桐回过头来问。
“我们结婚吧。”蒋碧云的眼中泪光闪闪。
郑桐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搂住蒋碧云低声道:“亲爱的,我早盼着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