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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他说。
“什么？”
“挂毯。”大堂里的他看上去很腼腆，与她印象中前一天那个充满威胁感的家伙判若两人，“好吧，也许不算是挂毯，他是在窗帘上画的。他们请他创作一幅油画，但他没时间现画，就把这个拿给他们，我一直很喜欢它。”
“我记得你说要带你妻子来的。”米娅说。
“她已经入座了。”他似乎打算让她挎着他的胳膊，想了想又把两手插进外套口袋——故作绅士姿态，简直有些可笑，她跟在他身后跨入走廊，心中暗忖。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房间——她眨了眨眼——中央有个绿玉色的水池，周围栽种着树木，缀满粉色的繁花，装点着灯泡，像一座隐藏在纽约写字楼中的童话森林，到处都是低沉柔和的交谈声，窗户上挂着精细的花边遮帘，室内没有风，遮帘却像水面一样荡起涟漪。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们来到餐厅，约瑟夫·瑞恩朝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过去时，米娅看到另一个自己坐在那张桌子前面，穿着剪裁得体的海军蓝色连衣裙，手拿鸡尾酒。那个瞬间，她觉得自己仿佛在照镜子，她愣在原地，迷惑不解，桌旁的女人站起身，走过来握住米娅的手。
“我是玛德琳。”她说。和她握手时，米娅有种诡异的感觉，仿佛触碰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
这天晚上，米娅一直沉浸在这种诡异的感觉里，好像做梦一样。每次她看着玛德琳·瑞恩，似乎都在看着自己，她们俩不仅都有卷曲的黑发和相似的容貌，而且连言谈举止和习惯都惊人地一致：都喜欢咬下嘴唇，都会无意识地把耳旁的一绺卷发拉直，再松手让它弹回去。两人并非一模一样——玛德琳的下巴稍尖，鼻子窄一点儿，嗓音更低沉，甚至有些嘶哑——但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相像，肯定会被误认为姐妹。晚餐结束，瑞恩夫妇给米娅叫了出租车，回到家里，她静静地坐了很久，翻来覆去地回想当晚的谈话。
玛德琳十七岁还没有来月经，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她没有子宫。玛德琳说，这种症状在五千个女人中只有一例，它有个长长的德国名字，米娅没听清，好像叫什么梅耶尔综合征。他们要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代孕。当时是1981年，三年前，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诞生，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仍旧很低，而且大多数人依然怀疑这种技术的可行性。“反正我们不会做，”玛德琳表态道，优雅的手指缠绕着高脚杯的支杆，“我们不需要弗兰肯斯坦那样的人造宝宝。”瑞恩决定选择更为传统的方式，他认为这个办法像《圣经》一样古老——父亲提供精子，卵子由一位合适的女性提供，并且由这位女性代为怀孕生产。几个月来，瑞恩夫妇一直在私下里寻找代孕者，始终没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然后有一天，约瑟夫·瑞恩参加完一个午餐会，乘地铁回家，在车厢里瞥见一张酷似玛德琳的脸，顿觉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认为，”他说，“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机会。”他和玛德琳对视了一眼，玛德琳微微朝他点点头，两人同时坐直了一点，转脸看着米娅，米娅放下叉子。
“我知道做到这些并不容易，”玛德琳说，“我们考虑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她端起玻璃水瓶，添满米娅的杯子，“我们觉得你就是合适的人选。”
米娅在自己的房间里慎重地盘算着。瑞恩夫妇的开价是一万美元，换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像给米娅提供工作的雇主那样提出了代孕的条件，以优厚的酬劳吸引她，“当然，我们也会支付你所有的医疗费用。”约瑟夫补充道。
晚餐即将结束时，约瑟夫把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摆在桌上，推给米娅。“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他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可以起草一份合同供你参考，希望你给我们打电话。”当晚的餐费他已经提前付过，米娅虽然没有看见，但她知道这顿饭花了不少钱：他们点了牡蛎和红酒，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给他们端来了鞑靼牛肉，熟练地把金色的蛋黄搅拌进红宝石色的牛肉里。约瑟夫为米娅拦下一辆出租车。“我们希望你能打电话过来。”他重复道，透过他身后的酒店玻璃窗，米娅看到玛德琳系着大衣毛领的扣子。约瑟夫关上出租车车门，司机把她送回市中心的狭窄公寓。米娅展开约瑟夫给的那张纸，发现里面写着那个曾经让她吃惊的数字：一万美元。下面还有两个字：拜托。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要不是看到纸条依旧躺在梳妆台上，米娅还以为自己做了个离奇的怪梦。真是疯了，她想，她的子宫可不是出租公寓。她没打算生孩子，更想象不到还会生了孩子送给别人。在清晨晦暗冰冷的天光下，前一天晚上的事仿佛只有可能发生在某种幼稚的幻想之中，她晃晃脑袋，把纸条丢进梳妆台抽屉，穿上上班时的工作服。
过了几个星期，米娅得知自己第二年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她来到波琳家，波琳和梅尔打开门，米娅没有说话，递给她们一封信，信上说：
亲爱的赖特小姐：过去的一年中，你已享受纽约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待遇，但是，我们遗憾地通知你，由于资金受限，我们无法继续向你提供1981—1982学年的经济援助，当然，我们希望你下一学年能够继续在我校学习——
“他们是白痴，”波琳说，把信瓤塞回信封，放在咖啡桌上，“他们削减资金是为了进行其他方面的扩张，那些依靠奖学金的学生就惨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米娅说，“我会再找一份工作，暑假时我可以攒钱。”
乘电梯下楼时，她把头靠在轿厢里的镜子上，强忍住泪水。其实，她根本无法再多做一份工作，否则会没有时间上课，而且她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是入不敷出，假如整个暑假都全职工作的话……她再次盘算起来。除非她能找到一份薪水是现在收入两倍的工作，不然只能被迫退学。
“你还好吗，小姐？”电梯门开了，看到她的样子，好心的门房问道。门房身后的酒红色地毯一直通向面朝第五大道的厚重玻璃门。大厅安静得如同图书馆，然而那两扇玻璃门之外，她很清楚，是破裂的混凝土人行道和匆忙、喧嚣、冷酷无情的城市。
“我没事。”她说。现在她已经和门房混了个脸熟，门房名叫马丁，在皇后区长大，与多数纽约人一样，支持纽约大都会队——而不是洋基队。他告诉米娅自己讨厌洋基队，他家有条腊肠狗，叫作罗西，马丁知道米娅的名字，知道她是楼上那两位艺术家女士——他亲切地如此称呼波琳和梅尔——的学生，虽然米娅很少对他讲自己的事，但他阅历丰富的眼睛已然从她脖子上挂的二手相机、她匆忙过来时身上穿的黑白工作服以及她经常从波琳家带回去的饭盒上看出许多信息。他抑制住想要拍拍她的肩膀的冲动，伸出戴着手套的手，为她推开玻璃门。
“晚安。”他说。米娅跨入第五大道，任由冷酷无情的城市将她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