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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葬礼的操办，父母没有询问米娅的意见，比如该摆什么花，放什么音乐，选择什么样的棺材：核桃木、蓝色丝绸衬里的。他们含蓄地告诉米娅，她现在一定觉得很累，所以最好不要出门，他们不希望她在冰上滑倒，但她明白，父母其实不想让邻居看见她。米娅为沃伦找出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他被迫穿正装时总会拿出这两样，她母亲却选了另外一套白衬衫和红条纹领带——沃伦进入高中时她给他买的，沃伦曾说他穿着就像个股票经纪人。父母虽然没有进一步地点明米娅如今的尴尬状况，但他们表示，假如她能够不出席葬礼，将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想让任何人产生误会。”她母亲这样说，米娅只得让步。葬礼的前一夜，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从柜子里找出了她的旧行李袋，拿走了床上的被子和几条旧毛毯，踮着脚尖穿过前厅，来到沃伦的房间。
他的床依然没有铺，她甚至怀疑母亲再也不会进来整理，或者只会扯下床单，清空整个房间里的家具，把墙壁刷成白色，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他们会怎么处理沃伦的东西？米娅想。把它们送人？打包收进阁楼？任由它们变旧、发霉、褪色？在沃伦房里的留言板上，她看到一张照片，正是她申请美术学院时提交过的那一张：她和沃伦的蚀刻轮廓，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爬上煤渣山。她摘下照片，放进包里，又在他桌子上发现了她一直在找的东西：沃伦的车钥匙。
她父母已经睡下，母亲晚上都会吃安眠药来舒缓紧张的神经，主卧室的门底下一片漆黑，并没有光线透出。引擎启动时，“兔子”发出低沉的喉音，“像保时捷发出来的声音，”沃伦曾这样告诉她，“大众车的特点。”她必须把驾驶座向前拉一大段才能踩到离合器踏板，这说明他的腿已经比她的腿长了许多。她握住换挡杆，摸索了片刻，将车倒了出去，赖特家的房子逐渐变小，退出她的视野。
她开了一整夜车，日出时分抵达了上西区，她以前从来没在曼哈顿停过车，开着“兔子”，在街区里转了十分钟，才挤进第七十二街的一处车位。回到公寓，她躺在借来的床上，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心中清楚，可能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再次舒舒服服地躺在真正的床上睡觉。当她醒来时，黄昏的斜阳即将沉入哈得孙河，她得动身了。只有那些必须带走的属于她的东西才会进入她的行李袋：现在穿已然太紧的衣服、她在慈善商店买来的几件穆穆袍、几床旧被子、一些褪色的床单、几件餐具、一文件盒负片，还有她的相机。她把瑞恩太太送的那件高级孕妇裙叠好，放回了棉纸购物袋。
收拾停当之后，她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坐下来，从匹兹堡开车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考虑该怎么说，最终决定撒个谎。“我很难过，”她写道，“我失去了宝宝，觉得很惭愧、很抱歉，你们什么都不欠我的，更没有违反合同，但我亏欠你们，这些钱用来偿还你们为我支付的医疗费，希望数额足够——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一共九百美元，是她存下来的工资，她把纸条搁在一摞钞票上，把它们塞进装孕妇裙的购物袋里。
白班门房已经下班，米娅身上裹着大衣，夜班门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大肚子，也没有看她的脸，就收下了她交给瑞恩夫妇的包裹。米娅回到停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兔子”上，孩子踢了她一下，随后翻了个身，像是睡着了。
她又开了一宿车，穿过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绵延数百英里的公路被她甩进身后的黑暗中。太阳再次升起时，她在伊利市郊区下了高速路，一直向前开，找到一条安静的乡村小路之后才停下来，爬到后排座，裹起旧被子，打算睡一觉。她以为旧被子会有洗涤剂的味道，会让她有回到家的感觉，可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被子一直在她的床上没有动过，什么味道都没有，甚至也没有尘土味。她把被子蒙到头上，挡住刺眼的阳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她开了整整一星期的车，像个疯子一样：一直开到疲劳不堪时才会强迫自己停下来休息，睡饱了再起来开车，完全忽略了时间和日夜黑白。经过城镇时，她会停留片刻，买些面包、花生酱和苹果，填满自己的水壶。她在行李中藏了两千美元，这是她从来到纽约开始积攒下来的打工收入，就放在负片盒里，负片盒在仪表板上的储物柜里，用文胸上拆下来的一个罩杯套着。就这样，她穿越了俄亥俄、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最后，水波汹涌的旧金山蓦然映入眼帘，太平洋翻滚着灰蓝色的波涛，溅起白色的泡沫，她再也没法往前了。
米娅在桑赛特找了一处公寓，那里有个房间出租，墙壁是海盐色的，房东是个严肃的老女人，盯着她的肚子，只问了一句话：“过几天你丈夫不会半夜来我家砸门吧？”在孕期最后三个月里，米娅走遍了整个城市，在环绕金门公园的潟湖散过步，爬上了科伊特塔，在大雾中穿过金门大桥，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她能听到密集的车流从耳旁呼啸而过。大雾像极了她当下的精神状态，她觉得仿佛在自己的大脑里漫步，脑中有一团无形却无所不在的情绪阴霾，尽管无从把握，但始终缠绕着她，她想定睛看个真切，却发现到处都是白色，不知该看向哪里。虽然在走廊上或者厨房里遇到米娅时，房东德莱尼太太从未对她笑过，但米娅回家以后，经常会在烤箱里发现一盘食物，柜台上的纸条上写着：剩菜，不想浪费。
一个暖和得出奇的五月的下午，在医院里遭受了十四个小时的折磨后，米娅生下了珀尔，从护士手中拿到了出生证明。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把自己认识的人和高中读过的书里的人物名字都考虑了一遍，觉得都不合适。最后，她想到了《红字》，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出现在脑子里：珀尔（Pearl），让人联想到圆润洁白的珍珠，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当然也暗示这个孩子来之不易，像珍珠一样经受了长久的磨砺。在出生证上的“母亲”一栏，她写下“米娅·沃伦”，然后把床边摇篮中的孩子抱在怀里。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夜，珀尔哭个不停，手足无措的米娅也愁得哭起来。她很想知道，假如自己此时拿起电话打给纽约的瑞恩夫妇，承认自己撒了谎，告诉他们“孩子在这里，快来接她”，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他们很可能登上最早的一班飞机，来到她的门口，二话不说，直接把珀尔带走。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设想究竟称得上可怕还是诱人，或许两者都有。她和珀尔同时哀号着，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严肃的德莱尼太太伸着胳膊出现在门口。“把她给我，”她说，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米娅想都没想就把孩子交给了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德莱尼太太说，关上了门。屋里一下子静下来，米娅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醒来之后，她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又来到起居室，发现德莱尼太太坐在灯下，轻轻摇晃着熟睡的珀尔。
“你休息过没有？”她问米娅，米娅点点头，德莱尼太太说，“很好。”她把孩子放进米娅怀里，“她是你的了，”德莱尼太太说，“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的几周，米娅仍旧过得晕头转向，但改变已然发生。无论珀尔哭得多厉害，德莱尼太太再也没有直接把孩子抱走，她会在夜幕降临后送来一碗热汤、一块奶酪三明治或者肉馅糕，并且总是叫它们“剩菜”，但米娅知道这是礼物，也明白德莱尼太太进门时生硬地嘟囔“星期四该交房租了”或者“别把泥巴带进门厅里”都是过来送礼的掩饰。
珀尔三周大时——脸还是皱皱的，像个小老头——米娅脑子里的迷雾刚刚有了退散的迹象，梅尔的电话就打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