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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从命令。朱怡贞抬起头说。
那好。孟安南合上手里的卷宗，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是。朱怡贞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回身，说，我想知道，我是谁的妻子。
孟安南说，我。
朱怡贞最后看了他一眼，离开茅屋，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走到村头时，再也没有力气挪动一步。她靠着一口枯井的井台，一点一点地坐到地上，胸口那个曾被子弹贯穿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
中弹后的朱怡贞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上海的。等她醒来时，已在嘉兴的一家德国诊所里。看护她的是个年迈的犹太女人。她是诊所的女主人，也是这里唯一的护士。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朱怡贞不止一次问过她：是谁把我送来的？年迈的犹太护士每次都是摇晃着她那颗灰白的头颅，用流利的中文说，是上帝，我的孩子。
于是，伤愈之后的朱怡贞成了诊所里第二名护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离开诊所，搭乘一艘运纱的航船由十六浦码头登岸，重新回到上海，就像个寻亲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闸北最下等的旅馆里，跟那些逃难者、算命的、拐骗的、做小买卖的一起。朱怡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刊登寻人启事上，那是她唯一联络组织的方式。
终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与寻找之后，朱怡贞在兆丰公园的后门见到了老潘。
可是一见面，老潘却说，根据组织原则，你不应该到处找我，你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