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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晚上
我在贝特那尔格林找到了托马斯·斯乃令，可惜他并不记得任何事情。我的到来，让他很高兴能得到喝啤酒的机会，他很快就醉得一塌糊涂。无论如何，他正派的妻子告诉我，他只是斯摩莱特的助手，斯摩莱特才是负责人。于是我前往沃尔沃斯，在约瑟夫·斯摩莱特先生的家里见到了他，他穿着长袖衬衫，正在喝茶。他是一个庄重、聪明的人，明显是一个靠得住的好工人，他有他自己的头脑。他回忆了关于那些箱子的事情，并从座位旁边的一个神秘容器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面用粗粗的铅笔记着潦草的日记，他从里面找到了箱子运送到的地点。他说他从卡尔法克斯运了六个箱子，到麦尔安德纽镇的奇科三德大街197号，另外六个运到了波芒德细的杰麦卡路。如果伯爵是想把自己的这些恐怖的藏身之处散布在整个伦敦的话，这些地方就是他选定的第一批地点，以后他会把它们送到更多的地方。他这种有条理的做法，让我觉得他不会把自己限定在伦敦的两侧。现在他已经锁定了北海岸的最东端，南海岸的东端，还有南面。北面和西面是决不会从他的邪恶计划里漏掉的，更不用说城市本身，还有西南边和西边的伦敦最繁华的地区了。我又问斯摩莱特还有没有箱子从卡尔法克斯搬走。
他回答道：“先生，你对我很够意思，”因为我已经给过他半个金镑，“我会告诉你所有我知道的东西。我听说一个叫布劳克山姆的人，四天前在宾撤小巷说过他和他的伙伴们在帕夫利特的一所老房子里干了怎样的脏活。这种脏活不多见，我想可能布劳克山姆可以告诉你点什么。”
我想知道到哪去找布劳克山姆，于是我告诉他，如果他能给我找到地址，我会再给他半个金镑。于是他把自己的茶喝完，站起身来，说他会去找找看。
在门口，他停住了，说道：“看，先生，我就不留您在我这儿了。我可能会很快找到山姆，也许找不到，但是无论如何，他今晚都不太可能会告诉您什么东西的。只要他一喝上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你能留给我一个信封，上面贴上邮票，写上你的地址，我会找到山姆在哪里，并在今晚把地址寄给你。不过你早上最好早点起床，不要在他喝酒的时候找他。”
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找了一个孩子，给他一便士去买一个信封和一张纸，让他留着剩下的零钱。他回来以后，我在信封上写上地址，贴上邮票，在斯摩莱特再次诚恳地保证之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了线索。我今晚很累，我想睡了。米娜睡得很熟，看起来很苍白，她的眼睛看起来像是哭过。可怜的人，我对她的隐瞒让她很苦恼，这会让她加倍担心我和其他人，但是最好还是让事情保持原样。现在，让她失望和苦恼要比让她的神经崩溃好得多。医生坚持让她不要参与到这项可怕的工作中来是完全正确的。我一定要坚定，因为是我承担着在这件事上对她保持沉默的特殊责任。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向她开启这个话题。实际上，这也许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她在这件事情上很沉默，自从得知我们的决定之后，她自己就再也没提起过伯爵和他的行动了。
10月2日晚上
漫长而兴奋的一天。第一趟邮车就送来了写有我地址的信封，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木工铅笔潦草地写着：“布劳克山姆，考克兰斯，波特斯考特4号，巴特尔大街，沃尔沃斯。到后找帝派特。”
我在床上看了信，起来的时候没有叫醒米娜。她看起来又累又困，还很苍白，情况一点都不好。我决定不叫醒她。但是，当我今天寻访回来以后，我会安排把她送回埃克斯特。我想她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会高兴一点，家务活能更加吸引她，而不是待在这里被我们忽视。我只见了西沃德医生，并告诉他我要去哪里，保证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回来告诉其他人。我赶往沃尔沃斯，好不容易才找到波特斯考特。斯摩莱特先生的拼写误导了我，因为我问的是波尔斯考特而不是波特斯考特。不过，在我找到了波特斯考特后，就很容易地找到了考克兰斯。
当我问来开门的人谁是“帝派特”时，他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认识他。这里没有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别指望这儿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住着这个人了。”
我拿出斯摩莱特先生的信，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误导我的拼写错误可能给了我点启发。“你是谁？”我问道。
“我是帝派迪。”他回答道。
我立即发现自己又有线索了。拼写错误又一次误导了我。我给了他两个半先令的小费，让他回答我的所有问题。他告诉我布劳克山姆先生昨夜在考克兰斯喝醉了酒，今天早上五点钟离开到波普勒工作去了。他说不清楚那个工作地点具体在哪里，但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是一种“新型的工地”。带着这一丁点线索我到了波普勒，在12点钟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对这个地方令人满意的提示，我进了一家咖啡厅，一些工人正在那里吃饭。他们中的一个说克罗斯安琪大街上正在建一所新房子，因为这个情况符合所谓的“新型的工地”，我立刻到了那里。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坏脾气的看门人和一个脾气更坏的工头，两个人都被我用钱摆平了，给了我布劳克山姆的线索。我向他的工头提议愿意付布劳克山姆这几天的工资，来换取问他几个关于私事的问题的优先权，于是他被叫了过来。他虽然言谈举止都很粗俗，但却是个聪明人。当我向他保证会付给他钱并且给他一些保证金后，他告诉我，他在卡尔法克斯和皮卡迪里大街的一所房子之间运过两次东西，从前者向后者一共运了九个箱子，“都是很沉的箱子”。为此他还租了一辆马车。
我问他能否告诉我皮卡迪里大街上的那所房子的门牌号码时，他对此回答是：“先生，我忘记号码了，但是它离一所白色的大教堂只有几步远，或者不是教堂，反正挺新的。那也是一所很脏的老房子，虽然比不上我们拿箱子的那所房子脏。”
“你是怎么进到这两所空房子里的？”
“在帕夫利特的房子里有一个老人在等我，他帮我把箱子搬到了马车上，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强壮的家伙了，是个老家伙，白胡子，瘦到你可能都会认为他不会有影子。”
他的话让我紧张的心怦怦跳！
“他举起那些箱子时就好像那只是几磅茶叶，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搬起来的。”
“你是怎么进到皮卡迪里大街上的房子里的？”我问道。
“他也在那儿。他一定是马上出发，在我之前赶到那儿的。当我按响门铃，他自己过来开门，帮我把箱子搬到了大厅。”
“全部只有九个箱子吗？”我问。
“是的，第一次运了五个，第二次四个。这是很累的活儿，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了。”
我打断他说：“就把箱子放在大厅了吗？”
“是的。大厅很大，其他什么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