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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又一位同僚接着说：“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谙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两千条，您说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
杨宪基感叹着：“所以书吏就执例以制官了，真是怪事！”
“唉！当今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我看啊，不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刘光第激动起来，一拳砸在了饭桌上。
张山林和张幼林走进了鸿兴楼，门口候着的堂倌带着他们径直走向了事先订好的座位上。
叔侄俩坐定，堂倌送上了菜单，张山林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他吩咐堂倌道：“清蒸鸭子、火腿煨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张山林问侄子：“幼林啊，喝什么酒呀？”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张幼林不假思索地回答，又追加了一句，“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酪，快点儿上啊。”
“您二位稍候，说话就上。”堂倌一溜烟似的小跑着离开了。
张山林夸起了张幼林：“嘿！幼林，你行啊，瞅你点菜这派头，有点儿爷的意思了，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儿才是爷。”
张幼林皱着眉头：“叔，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唉，没办法，兜儿里银子跟不上，我要是像您似的，柜上的银子随便支，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哟嗬，我这侄子还有点儿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呀，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名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您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儿，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事小，可面儿咱栽不起。”张山林往后拽了拽凳子，跷起了二郎腿。
“唉，叔，这里面学问大了，您抽工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就说这点菜吧，这里的水可深了去啦。”
张山林来了精神：“那是，没个二三十年工夫，您想在京城称爷？门也没有！说到点菜，那可不光为了吃，还有一层表示身份的意思，跑堂的一看，哟，这位爷可是吃过见过的主儿，蒙不得。比方说吧，到了正阳楼，您得点小笼蒸蟹、蟹肉酥和；到了致美斋，您得张嘴就是四作鱼，什么是四作鱼？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熘鱼片……”
张幼林接过话来：“到了厚德福，您得点铁锅蛋、厚块鱼、核桃腰……”
“嘿！侄子，你行啊，正经是上道儿啦。”
“不行，不行，比起叔您来，我还差得远呢！”张幼林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堂倌上了菜，叔侄俩埋头吃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庄虎臣正在跟原松竹斋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供货商潘掌柜和另外几个客人吃饭呢。只见庄虎臣举着酒杯说：“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您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呢，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啦！”庄虎臣一饮而尽。
“庄先生，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还真有点堵得慌……”潘掌柜手里攥着酒杯，却没喝。
庄虎臣显得很善解人意，他给潘掌柜一边布着菜一边说：“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儿闹心呢。”
“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承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张山林这位爷人是不错，就是做不了买卖，一而再，再而三欠着货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潘掌柜道出了心里话。
“那是，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这是两码事儿，潘掌柜看在老辈子的交情上已经够宽容的了，若是换个人，恐怕早几年就不干了，还等到现在？”庄虎臣说的是实情。
“唉，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潘掌柜摇了摇头，“我这脸……还真有点儿拉不下来，当年张仰山先生和我父亲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走到今天这个份儿上！”
庄虎臣感叹道：“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都无能为力啊……”
张山林无意间听到点什么，他回过头去，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立刻阴沉着脸放下了酒杯。
“怎么啦，叔？”张幼林好奇地问。
张山林气哼哼地答道：“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原来和茂源斋穿上一条裤子了，行啊，有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就改换门庭了。”
张幼林站起来：“叔，咱俩过去，和潘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意思不好意思。”
“找他说道？大爷不给他这个脸！”只见张山林把侄子拉到边上，双手一使劲，将放满酒菜的桌子掀翻了，“哗啦啦！”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潘掌柜和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掌柜的紧张地跑过来：“哎哟，这是怎么话说的？是谁招咱张爷不高兴了？”
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
“没事儿，大爷我今儿个高兴，就是想听个响儿，抖落抖落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得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算在我账上，不就是几个银子嘛，幼林，咱们走！”
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桌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饭钱记在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啦！”
叔侄俩扬长而去，杨宪基站在“金丰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他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的，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巴甫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冬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十一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
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见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的教区，也使伊万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
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儿地念着：“松、竹、斋！”
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宣纸，他看见伊万，赶紧迎出来：“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呀？”
“今儿我休息，瞧天儿不错，出来转悠转悠。”
“嘿！您的北京话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您里边请。”林满江让进了伊万。
伊万在铺子里逛了一圈儿，坐到椅子上，林满江给伊万倒上茶，两人聊上了。
伊万端起茶碗：“林大伙计，你们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翰文斋’、‘来薰阁’、‘博古斋’……”
“伊万先生，那叫字号。”林满江纠正着。
“字号？”伊万沉思了一下，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一支笔，“林先生，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
“得，您又来了，上回您拿这小本儿，我说一句您记一句，我足足给您讲了两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您还真听出甜头儿来了，这回我可不能白讲了。”林满江摇着脑袋说。
“赶明儿我请您去同和居吃饭。”伊万诚恳地邀请。
林满江摆摆手：“这倒不用，您多带几位洋客人来就行了。”林满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给伊万讲上了，“琉璃厂的铺子，卖文房四宝、卖字画、卖古玩，净跟文人、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字号就得起得雅，还要朗朗上口，您听，这松、竹、斋叫起来多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