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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吧。”凯莉终于说了句话。
“那她是被什么宗教给洗礼了?精神力量之类的?”伯妮追问着,“最近好像好多人都在干这个,很时髦。”
“我之所以想知道这个,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几年前,我差点就嫁了一个像金斯利那样的男人,”伯妮缓缓地说,“那件事到现在都没解决。也许永远都解决不了吧。”
“服务生,给我们开瓶香槟。”伯妮打了个响指召唤侍者。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个时候我刚和一个恶心的男人分手。那人叫多米尼克,是个意大利的银行家。他跟他妈一样蛇蝎心肠,典型的欧洲垃圾,但他自己还挺得意的。他那会儿对我一点儿也不好,但我当时居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全都忍了。当然,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牙买加喝迷幻茶喝多了,才醒悟过来他其实根本不爱我。但那都是后话了。在那之前我完全就是另一个人——在缅因州的小镇长大,长得挺标志,还算有教养,一天到晚都有陌生人跟我搭讪。但其实我挺坏的,内心挺冷的。我对谁都没有感情,也从来没真的爱过谁。”
“可我还是和多米尼克同居了三年。一个原因是他和我约会的第一天就这么提出来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公寓很高级,打开窗子就是东河,他还在东汉普顿有一栋大别墅。我当时既没钱又没工作,平时只能靠给电视广告配音、唱歌之类的杂事过活。
“后来我终于跟他分了——我跟其他人偷情被他发现了,他还非让我把他给我买的那些珠宝都还给他。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得马上找个人结婚,越快越好。”
软毡帽
“我搬到朋友家里,”伯妮说,“两个礼拜之后我在切斯特酒吧认识了达德利。你知道的,东区的酒吧里到处都是富二代。刚看到他时我觉得他挺讨厌的——他穿着拉夫劳伦的套装和牛津低帮皮鞋,戴着一顶软毡帽,嘴唇潮乎乎的。他长得像根竹竿,又瘦又高,没有下巴,眼睛像颗水煮蛋,喉结还特别大。没人邀请他,他就在我们这桌坐了下来,坚持给每个人都点了一杯马提尼酒。他讲很冷的笑话,还嘲笑我那天穿的斑马纹的时装鞋。‘我是奶牛——哞哞——穿上我吧!’他学着牛的叫声。‘拜托!你的脑子有问题吗?’我反击他道。唉,和他说话真是让我觉得丢人。”
“第二天他果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从谢尔比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谢尔比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家跟乔治·华盛顿还有点儿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冷嘲热讽地说:‘哟,你还认识谢尔比呀。’他说:‘嗯,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了,但那会儿他就是个小笨蛋。’‘他是个小笨蛋?那你呢?’我又揶揄他。”
伯妮顿了顿,接着说:“其实是我的错,我根本就不应该和他扯上关系的。但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已经把我和多米尼克分手的事一股脑儿地全跟他讲了。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送的花,上面写着:‘漂亮的姑娘不应该为分手而伤心。’谢尔比也给我打电话说:‘达德利是个好男人。’我当时就反问他:‘是吗?他哪儿好?’他告诉我:‘半个南塔克特岛<a id="ch2-back" href="#ch2">(2)</a>都是他家的。’
“达德利特别有耐心。他不停地给我送礼物,都是什么毛毛熊或者佛蒙特的奶酪大礼包之类的。他还一天给我打三四次电话。一开始我烦得要命,但过了一阵子,我习惯了他那种冷幽默,甚至开始期待他的电话了。他认真地听我说话,对我说的一切鸡毛蒜皮小事都感兴趣,比如谁新买了一套香奈儿的套装,我很嫉妒她,因为我自己买不起啦;或者我在出租车上抽烟,被司机扔出去了;或者我除毛的时候又把脚踝给刮伤了之类的。我知道这是他的圈套,但我以为我不会中计的。”
“周末的时候,谢尔比给我打电话:‘达德利请我们去他在南塔克特岛的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