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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地铁还得换，不方便，打车过来的。”
“挺远是么？”
“一般般吧。三十出头。”
“那不算近。”
“嗯……”大概到这里，连他也发现仿佛有一条越来越细的尾巴，正要从他手里偷偷地溜走，于是他撑住一边的沙发扶手，“你不坐？”
回答无非“好”或“不好”，很简单的问题我却想了半天，其实我压根儿谈不上“想”，只是不安地站着，脑海里一会儿满了一会儿彻彻底底地清空，像个从船头落进波涛上的空酒瓶。最后是我这份太明显的彷徨代替我选择了“不好”。
马赛因此略略举着下巴，他又抬起胳膊搭住我的手：“怎么了？”和先前那个傍晚如出一辙，唯独他的语势有了经验后这一回流畅了许多。我看见他的背后是老妈替我张罗的一幅挂历，虽然当时被我嫌弃：“好好一间屋子毁得像城郊结合部的发廊。”但架不住她把钉子迅速地敲实了：“家里没本挂历总是怪的，不然日子过糊涂了都不晓得。”我眼睛还没来得及找到周日里属于自己的那枚数字，马赛已经走向下一步，他俨然是熟练地站起来圈住我的腰，把我折向自己时，表情中的每一步都写尽了他的自若、无惧，和直白，像落着雪的瓦片。
那天结束老妈的电话后，我恍惚间想到，也许我可以慰藉到她？我可以告诉她说：“你不用担心了——我是说，其实最近一个男同事，我们算是……”然而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直到我敞开这个句式，正面提问要求一个正面回答，我排摸着心头可以浮现的每个词语，中文如此博大精深，可我迟迟想不出该怎么描述我和马赛的关系，好像没有特别的字眼是为此专属的，我只能使用表情、手势、一段长而彷徨的静止来辅佐地去描述。别人管上床的叫情人，亲吻的叫恋人，那仅仅是拥抱，除了拥抱就没有其余关系的算什么呢？
我喜欢他，是真的喜欢。他用很好的一面，一度气势逼人地几乎以熊熊之姿烧掉了我内心的枯萎。他简直让我要重新拾起对某些词语的怀念了。我觉得可以为他冒险，为他折损一部分的坚持，为他而扛起一些指摘性的言辞。可问题在于，马赛也许压根儿什么都没有考虑吧，他在二十四岁时像所有意气风发又凶猛的脚步，走是本能，跑是本能，挥霍和践踏也完全是本能。
“你该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恋母情结。总对比自己大的人下手。”
“哪有的事——”等他明白我的具体指代，脸色多少尴尬了起来，但只是一个挑眉，那么轻松地就能够自我化解，“只是顺其自然而已。对你也是这样的。”
“这样是哪样呢？”在我先扬后抑的忐忑，和他先抑后扬的草率间——我们总能找到如此巨大的差别，那根颤颤巍巍在我们中间画上连线的箭头，应该叫什么好？
“什么？”他已经打算完结了这番对话，低头找向我的鼻子和嘴唇。
“‘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吗？”随着我的话音落尽，马赛漂亮的下巴像被什么生硬地撬起来，我明明白白目睹一个哑然的过程如何开始如何完成。那么清晰的工笔画，细到拓出他脸部肌肉每一分毫的寂静，可我还是不放手，我进一步扼住他淡定的吐息：“我后天就三十岁了。我还想在三十岁时结婚呢。”
那年看《老友记》，哭哭笑笑中间除了最让我号啕的，莫妮卡向钱德求婚外，就是三个女性租借着婚纱店里的衣服，在房间里抛着花球疯狂地娱乐自己。直到瑞秋的帅气男友正好撞上门，他被自己穿着婚纱的女友吓呆了，他彻彻底底地落荒而逃。我看着瑞秋起初失神了片刻，但随后她放弃了追回这段感情，她很漂亮也可爱，耸着肩膀表示“那就算了”，又扯着婚纱裙摆高高地，尖叫着跳起来。可那一幕我也哭了。
我将两手放在马赛的胳膊上，推波助澜地帮助他离开我的身体：“只是单纯地图个好玩什么，我不是这样打算的——也许你觉得连说明这点也没有必要，我应该不用那么当回事——那你真的太高估了我。
“其实我也想不管不顾地，简简单单地玩一下，图个一时的高兴，但不可能，我没法活得那么轻松，和你不一样。你可以不计后果，但‘不计后果’这个词必然要搞死我。”没错，如同积着雪的瓦片，而他一定不会预料到那些冰凉的厚度迟早会有压垮自己的一天，“我想要更多的东西，更沉重的东西，你给得了吗？你能给吗？”出现了，再一次地，在我胸口开始蠕动起来，由模糊至清晰的牵扯力，它们醒了，也饿了，它们迫切地渴望吞噬什么，于是张开嘴巴，开始大幅度地运作着自己的牙齿，很快把那颗樱桃吐成两颗核与一根茎。
周日中午，我赶去赴自己的宴。半路发现丝袜破了，停在一家超市买了双新的去厕所里换上。回到车里打算离开时，从后方传来沉闷的一声“轰”，我闭上眼睛，用嘴形骂了一句后，打开车门跳下去。
电线杆像一根嵌在肩膀上的伞柄那样，在我的车后保险杠上粘出一个仿佛害羞的姿势。我蹲下身检查它们吻合的地方，很好，还顺便利落地刮掉了一块油漆，估计修修补补又得五百。
翻出手机找到保险公司的电话，在等待接通的时候我烦躁地撑着额头，与此同时马路对面走过一队欢快的小学生。三年级吧，也许更小。像一排漂浮在浴缸上的黄色橡皮鸭一样，唧唧呱呱地拖出一条喧哗的波痕。我站起身，目送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一块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字的石头。
“盛小姐？”话筒里的女声温和地催促着我，“盛如曦小姐？”
小时候搬过三次家，却总是围着市中心的广场在打转，像驴子绕着磨盘，离不开就是离不开。小时候这里不比现在，最繁华的商店卖着开司米的毛衣，已经是奢侈的时尚品，夏天一路都是剥盐水棒冰的手指头，怕嘴巴赶不上凶猛的日照，一概大口大口地咬，跟着脑袋后面就魔咒似的痛了起来。
马路在夜晚九点前便安静了，带着甜味的安静，如同一个女孩子临睡前不忘幻想掖出半张脸在被子上的自己很可爱。
我小时候也算得上可爱吧。人民公园里摆摊的大叔大婶频繁地夸奖，希望老妈能够替这句话买单，接受他们推销的气球或头绳。倘若一开始她姑且会上当，喜气洋洋地认为自己的肚皮够争气，却终究认清了残酷的事实，于是每次拖着又哭又闹只为那个塑料娃娃的我穿过人民公园的小径。
是不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也都有一座公园冠以“人民”两字？至少它在我们这里著名了几十年，两个湖——大点儿了我知道那只能算池子，种了很多梧桐树和黄杨，一个打理不周的花圃，对全市的青少年们灌溉着“狗尾草也是花”的错误观点。小凳子上多的是老年人用来占位的塑料袋或空饭盒，年轻的早已走进酒吧、卡拉OK厅去谈情说爱了。为什么这个公园没有一点儿变化的样子呢？它的周遭，商业街，办公楼，个个都追求着“颠覆性”“创造力”“开拓精神”，仿佛学会了易容术，改头换面要让自己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却唯独这个名头响亮的公园，始终热爱自己的松懈和懒散，坚持花是枯的，草是秃的，秋天里落叶就得一地，而厕所的纸篓必须永远满着，它一点儿也不打算改变。
我坐在驾驶座里，挂了电话以后，隔着挡风玻璃，有一看没一看地望着从大门中进出的人群。又恍惚想起有那么一个属于童年的片段，我哭着回家，走近人民公园的时候好像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我钻进大门，捡起地上一块石头随便找块干净的墙壁，咬牙切齿地写着自己的名字。我满心抱怨着老爸和老妈：“都怪他们，这么难写的名字，又难听又难写，讨厌死了，讨厌得要命。”我连手肘都在用力下顶出了尖锐的骨头，于是因为作业没交而被罚抄名字的原委便改变了讨伐的对象，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盛如曦”这个名字，在十岁的时候，它烦冗的笔画足够让一个小学生心浮气躁了。
“不知道还在不在呢——”我短暂地走神，假想着这个公园有一角，还留着我的幼稚和顽皮，只是随后就为自己的荒谬而发笑起来，都二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
饭店的包厢里坐着不止老爸老妈两个。还有两个，看背影完全陌生，其中左侧的那一位先朝我转过头，她盘着发，皱纹已经不新鲜了，在脸上不是“画”而是“刻”地点缀着。这个短暂的一瞥中间，我觉得她仿佛是面熟的，她的神色里有什么无根无据地召唤着我的回忆，直到她身旁的人也回过身来。
哦，对了，是有这么一说，很久前，辛德勒说要带我见见他的姐姐。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碰面，一个“太忙”能平和地掩盖了一切。但此刻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日宴席上。
我听得见老妈把身下的凳子弹开时发出一声紧张的音响，她一定担心我当场发飙走人，难怪之前听说章聿没法参加时她会为了少掉个最可靠的缓冲剂而惊慌失措，现在她用深深的哀戚的表情看我，像不断地不断地撒来的土，祈祷我可以赐她一个短暂的妥协。于是我放下提包，对辛德勒的姐姐打招呼：“不好意思，刚才车出了点儿问题，所以来晚了。”辛德勒在她姐姐身后对我慈爱地眨眨眼睛。
随意，亲切，套路，平淡的宴席。话题从我的生日上愉快地偏题出去，将我和辛德勒放到一起，甚至不时逾越了界限，老妈被这个祥和的画面冲昏了头脑，干脆对我们说：“你们将来结婚的话我们也订这个饭店好不好？怎么样，很不错吧？”反倒是辛德勒的姐姐，更清楚地看明白老妈也许举着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在穷欢喜。“饭店什么的，那都是后话了，主要现在处得好不好。”她转向我，语调是客气的，用词是客气的，表情也是客气的，但依旧有什么是一针见血地穿透进来，她的目光非常锐利，“你和家峑处得怎么样？”
“诶？”我甚至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