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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姆妈签好字要寄回去，老头子跟阿拉就没关系了。就这桩事情，你要是回不来，就忙你的好了。”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传呼间的小青年明天就会把消息传呼给里弄里的每一家人。至少是来用传呼电话的每一个人。所以明天居委会阿婆、阿姨们都会知道七号三楼的冯婉喻从此跟她们平等，不再是随时听她们传唤的敌属，运动一来就被她们以风凉话教育的女人，而是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中国公民。
听到她哥哥这番话，我小嬢孃倒立刻放下没做完的实验，叫她学生替她等结果，赶紧骑脚踏车回到家。在黑暗的过道里她气喘吁吁地开始问：“姆妈，到底哪一桩事体？”
婉喻从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丹珏进了门，紧张地看母亲的脸，想看她是否哭过。发现母亲没有哭过，她不知该担忧还是该欣慰。
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肠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