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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喻又说：“人是不可以没有理想的，对吗？”
陆焉识说：“写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干什么都没什么理想了。”
“年轻人嘛。”婉喻劝慰焉识也劝慰自己地轻轻长叹。
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
“死了？”婉喻说，口气中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让焉识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卫·韦是谁。“怎么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气的。”
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马桶间听到陆焉识跟冯婉喻说：“你孙女的字是你教的吗？写得不错。”
婉喻没有说话。她现在很谨慎，怕露馅儿，让别人看出来她根本记不得有那么个孙女。
1979年中秋节过后，丹珏接到丹琼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来过春节。这个时候，冯婉喻和陆焉识已经很熟。
冯婉喻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化是渐渐的，似乎随着她记忆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脸干净光洁起来。也有些时候，丹珏在一夜醒来之后，发现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轻了十来岁。她坐在靠着小阳台的椅子上，膝盖上放一个竹笸箩，豆子一颗一颗被她的满是心事又漫不经意的手指剥出，落进笸箩，剥豆的动作本身就是回忆和梦想。她的安静和优美在夕阳里真的可以入画；她脸上的皮肤是那种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满琼浆似的。那样的一个冯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无期地等待远方回归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你无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这个人，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有时丹珏也发现陆焉识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生命怎么会倒流，这种倒流如此怪诞，却是一种很妙的怪诞。
丹珏通过偷听，也通过向父亲直接打听，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来的关系进展。婉喻不时会拿出个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动作带着膜拜意味地把箱盖打开。箱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扎一扎的书信，用紫色、深蓝、酒红的缎带捆扎。每一捆上面放着一个小纸笺，上面标有袖珍毛笔字：“1928—1933，焉识书自美国华盛顿”，“1954—1956，焉识书自上海，提篮桥”………对于婉喻来说，“书自美国”和“书自提篮桥”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意味着遥远和隔绝，只能靠两人的文字相互走动，并心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