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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识从婉喻身旁擦过，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看她，便自顾自往楼上走。楼梯上的油漆剥落光了，于是他一路上去，裸露的木台阶上一阶一个血脚印。婉喻跟着那些四十四码的血脚印轻盈地登楼。
好了，他们现在在三楼那间屋的门口了。焉识掏出钥匙，打开了锁。门咿呀一声开了。让我来形容一下这间屋的陈设：对着门是那张红木八仙桌，四周四把红木椅。红木被核桃仁打了两遍油，通体发出低沉而雍容的光泽。这是恩娘伺候红木家具的办法，自己舍不得吃核桃也要给家具吃。核桃油的香气也是沉着的，蔫蔫地殷实，殷实地肥腻。地板漆得一新，也是紫檀色，红木高几上放着兰草。陆焉识有赖于他那照相机般的记忆，所有物件都一丝不苟地回归原位。这就是恩娘曾经那个客厅了。空间缩小了，有一些物件缺失了，但气韵比什么都重要。气韵如同阴魂，萦绕在这个从来都缺少一点阳光的房间里。
婉喻走到八仙桌旁边，在红木椅子上慢慢坐下，她的脸又出现了那种微妙的痉挛。记忆的电流击中了她，一截一截、一片一片的情节和细节连不成故事，差差错错的一堆，就在她的眼睛后面。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她一直等的人，她等的人叫不叫陆焉识，陆焉识和她自己以及和眼前的男人是什么关系，统统对接不上，都是似似乎乎。但这不要紧，她婴儿般的知觉中，这就是她的归属。这个宛若前世相约的男人就是她的归属。她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朝那间被板壁隔出的里屋走去。那是一间八平米的卧室。她怯生生地推开门，向里张望一下，进去了。床头挂着一个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战后焉识从重庆回来，第二年春节恩娘号召全家去照的。婉喻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勾下腰，伸手往床下够了两把。她一向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地把那个漆器小箱子够出来。现在，她的手碰着了旧箱子温润的表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她和这地方共有的宿命吗？
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登记复婚是1986年的6月30日。我大姑母丹琼得知了这个决定，泪水都要顺着海底电缆流过来了。其实她已经哭笑不分，太感慨了。她在6月28日赶到上海，孤身来庆贺父母这桩大事。她的两个女儿就像焉得的儿子彼得一样，来上海一次就像吃足了上海所有苦头似的，再也不愿来了。登记是焉识和婉喻两人自己完成的，任何仪式都没有，不敢热闹，不敢惊动那个把餐桌当推土机的婉喻。婉喻现在是最自由的一个人，没有城府，百无禁忌，她不愿意的事，才不会给你留情面，她会用最直接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你。
我祖母跟我祖父复婚之后的第二周，一天下午，卧室天窗的竹帘被拉开，进来一缕阳光。婉喻站在这缕阳光里，成千上万的尘粒如同飞蠓扑光，如同追求卵子的精子那样活泼踊跃。婉喻撩着撩着，缩回手，三两把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眨眼间已经是天体一具。我祖父十九岁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听说她在学校修的是体操，差点喷笑。现在他信了，婉喻少女时代练的那点体操居然还在身上，四肢仍然浑圆柔韧，腰和胯尚保持着不错的弧度。她那两个天生就小的乳房此刻就有了它们的优越性，不像性感的丰满乳房那样随着岁数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下垂变形；它们青春不骄傲，现在也不自卑，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分量和形状，只是乳头耷拉了下来。婉喻的失忆症进入了晚期，她肉体的记忆也失去了，一贯含胸的姿态被忘了，动作行走洒脱自若。焉识看着她赤身露体地在屋里行走，身体一派天真。似乎羞处仅仅因为人的知羞而不得见人。现在婉喻从羞耻的概念中获释，因此很大方地展臂伸腿。年轻的婉喻给过焉识热辣辣的目光，那些目光宛如别人的，原来那些目光就发源于这个婉喻。一次又一次，当年轻含蓄的婉喻不期然向他送来那种风情目光时，他暗自期望她是个野女人，但只是他一个人的野女人。现在她真的是野了，为他一个人野了。
焉识悲哀地笑着，眼里渐渐聚起眼泪。1963年他逃出草地时，一个念头反复鞭策他：快回到婉喻身边，否则就要玩不动了。他走上前，抱住滑溜溜的婉喻。玩不动也这么好。
我祖母冯婉喻从此再也不肯穿衣服。我父亲冯子烨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丑事，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居然有个终日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找来绳索，打算先捆上婉喻，再把衣服给她强穿上去。但我祖父坚决不答应。他不准任何绳索之类的东西靠近自己的妻子。他把妻子抱进里屋，把门轻轻关上，所有要制止丑事的晚辈们都被他关在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