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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拉博里的日子终于到了。比我想象中的早了许多，而且，结局也比我想象中的残酷许多……梅村彩子——一直以来，这才是我登记在日本户籍上的本名。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婚姻，可现在丈夫保罗·戈拉兹德去世了，彩子·戈拉兹德这个名字已毫无意义。
上午十点，教堂后方的墓园鸦雀无声。
墓园中央有一排气派的墓碑威压四方，这正是戈拉兹德家的墓地。许多坟墓前都供奉着孱弱的时令花卉，可唯独这里，仿佛有一片拒绝所有生命的单调小宇宙。
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中，有一块墓碑格外的美丽醒目。那是十七年前死于意外车祸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保罗前妻的墓碑。几天前，丈夫保罗·戈拉兹德也被一同葬在了这里。
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
我把带来的花束轻轻地放在了石头上。这是母亲生前最爱的深红色玫瑰——我跪在地上，表示默哀。被火化成白灰、以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的名义沉睡在这里的女性，正是我寻找已久的母亲，尼科尔。梅村·尼科尔，这曾经是她的名字。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日本正值战争色彩浓厚的昭和十四年。尼科尔的外交官父亲去国外赴任，她便随父母一同来到日本，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名日本青年，两人坠入爱河。对方是专攻法国文学的T大学助教梅村洋平，也就是我的父亲。
梅村家是书香门第，也是资产家，与尼科尔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当时的跨国婚姻仍被世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局势也很紧张。双方的父母自然会反对这门亲事了。
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两人不顾一切地闪婚了，因为尼科尔怀孕了。在法国留过学的洋平当年二十八岁，但尼科尔还是个十九岁的如花少女。
父亲充满了男人味，有一头黑色直发和一双坚定的黑色杏眼，而母亲脸颊消瘦、嘴唇单薄，腼腆的微笑有点儿虚幻缥缈。看到双亲的新婚照片，就知道我确实是这两人的孩子。
我这个女儿出生后，母亲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多久呢？在我的记忆里，她闷闷不乐的时候似乎更多。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国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愈发严峻。平时吃的面包、奶酪想都别想，连大米、肉类、鸡蛋等普通食材也变得难以入手。
法国早早败给了德国纳粹，于一九四〇年建立了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算是轴心国，但拥有外交官特权的父母早已回国。日本成天叫嚷“英美鬼子”，可大半国民其实连英语和法语都分不清，年轻的法国女性在这里难以生存。
即便如此，有父亲在旁边的时候也差不到哪儿去。一九四四年，征兵令还是来了。可靠的丈夫一旦出征，母亲在异国他乡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战火越演越烈，我和母亲转移到了父亲的老家信州，寄居在亲戚家的独间里。虽说是独间，却跟杂物间没什么两样。做饭、洗澡、上厕所时，都得去借用主屋。尽管不用担心挨饿和空袭，心里却忐忑极了。
战争结束后，母亲与父亲再次团聚，可她彻底成了个面黄肌瘦、患有轻度神经质的沉默女人。她能努力熬过战后的艰苦生活，全因为对年幼的女儿和丈夫的忍耐与奉献。
母亲对我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我们母女俩紧紧依偎在欧式床（这在当时的日本家庭很罕见）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她教我学法语，不停地跟我说法国的事情，以此来勉强维持精神上的平衡。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收到了母亲再也不会回到日本的消息，那是她婚后第一次回娘家。见到面目全非的女儿，惊愕的父母或许动用了强权吧。一九五〇年，我满九岁了。
当时，父亲是T大学的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正式离婚前，两人间似乎发生过不少争执，而那时候日本人也不容易出国。父母渐渐地不再见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婚姻生活。
我了解到父亲有个日本情人，也是在那之后不久。对方是父亲任教大学的事务员，和父亲公然在外过夜。他们离婚后，我和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奶奶住在一起。那名女性虽然没来过家中，但我又一次被父亲背叛了。
照顾神经质的外国妻子令父亲筋疲力尽，他渴望有个人听他用日语抱怨、治愈疲惫的身心，而这也没什么好责备的。我勉强体验了一把异国的婚姻生活，能够理解父母的感受。
母亲抛弃了丈夫和日本，却没有抛弃女儿。分别之后，我们一直靠书信联系。她每天会寄来自己的近况，我能学会法语读写几乎拜此所赐。
你要照顾好爸爸呀。
她的信总是以这句话结尾。
尽管婚姻生活破裂了，但对母亲来说，父亲始终是她理想中的男性吧。
今天我在事务所遇到了一个男人，跟年轻时的爸爸一模一样。
母亲给我寄来这样的信件，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二月底。
我还记得，“跟爸爸一模一样的男人”这句话令我莫名地感到不安。
十五年后，第一次见到保罗·戈拉兹德时，我瞬间想起了母亲的话。容貌标致冷峻，沉稳的语气能使人感受到他的知性与素质，绅士的举止则证明了他良好的教养——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梅村洋平所具备的。
感觉有好事即将发生。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那个人似乎喜欢我！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五。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告诉我母亲的情况了。
三个多月后，也就是六月，父亲收到了母亲父母的消息：尼科尔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但就算知道了这件事儿，父亲也无能为力。
我决定什么都不告诉父亲。从知道他有情人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堵看不见的玻璃墙。即使告诉他，也指望不了有什么进展，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揪出那个男人，把母亲找出来。
等到很久以后，我才长大成人，在现实中离母亲的失踪之谜越来越近。
*
杜邦夫人死后，我与教堂进行了沟通，让她以戈拉兹德家一员的身份下葬。
即便不是正式的家人，她也最有资格沉睡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里。而我的建议竟意外获得了赞同。尽管我是罪犯的妻子，可连掘墓人都待我十分亲切。哪怕遭到村民的憎恨、埋怨，戈拉兹德家也依然是村子的中心。我再次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
杜邦夫人的脸总让我想起日本的能面——幸好，我没有看到临终时她那张毫无表情、充满怨念的脸。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我终生难忘。早上我独自从巴黎回到戈拉兹德宅，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我看到的不是平常那个面色苍白、穿着朴素黑衣的她。螺旋的中央，刚好在地上层的高度，杜邦夫人变成了无力的木偶人，全身被纯白的亚麻布裹得严严实实。
白色的亚麻布我不可能看错。那是我们结婚时，保罗在巴黎百货店定制的枕套。戈拉兹德宅的特大号专用枕套，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六十厘米，为两侧均有开口的筒状枕套。只要从头部套进去，就不用捆绑手脚了。
高档的亚麻制品如水丝滑，又强韧如钢。枕套仿佛为杜邦夫人的三围量身打造一般，紧紧裹住了脂肪层丰厚的肉块，毫无动弹的余地。
衰老的躯体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了一整夜，应该没力气大喊大叫了。白色物体似乎知道有人进屋，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呻吟。确实是杜邦夫人的声音——可笑的是，她拼死的呼喊只能让我确定那团白色物体真的是杜邦夫人。
这团可怜的东西被放在临时做成的亚麻吊床上，在螺旋的空洞里摇摇晃晃。
枕套上端——杜邦夫人的头部有一根登山绳笔直地向上伸去。绳子被挂在天花板的铁钩上，长度经过了精心的测量，应该在她脖子上捆得牢牢的。
一切都跟商量好的一样。
前一天晚上十点，我准时从巴黎酒店打电话给戈拉兹德宅。
“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