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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负责的第一起杀人案，就与检方大唱反调。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行为，而且事实上许多同行都对我提出了忠告：“藤井，年轻的时候还是老实点为妙啊。”不过我无论如何都希望被告的刑期能短一些，而且我本来就天不怕地不怕。
庭审变得很激烈，很残酷。文件里一丝不苟地记载着各种对立意见以及我当时的感想。
“为了逃避债务而杀人，不值得同情。”
——就算杀了矢场也不可能清账，这一点被告很清楚。为了逃避债务而杀人的动机根本不现实。
“备着菜刀证明被告心怀杀人计划。”
——菜刀是被告平时用的那把，如果真有杀人计划，为何不买一把新的呢？被告是为了切西瓜才将菜刀拿到客厅的，确实有人证明被告当天买了只西瓜。
“刺伤死者后没有立刻打救援电话是饱含杀意的证明。”
——检方称死者是当场死亡的。责难被告没有为了心跳停止的人打救援电话是不是有些不讲道理？
“将尸体弃于空地上，是为了隐藏案件，性质恶劣。”
——只是将尸体丢弃于空地上而并非埋在土里，这样也能算企图隐藏吗？丈夫住院，一个人的家中若是有具尸体，害怕得想要丢弃也是情有可原的吧。应该理解为恐惧所造成的行为才对……
我一味地防御，可总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
经过我的独立调查，找到了被矢场要求以男女关系抵债的女性。只要她能够做我的证人，就能增强鹈川妙子被矢场强迫发生关系而反抗的可信度。可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肯出庭做证。
此外，我传唤了一名被夺走珍藏的爱刀的老人。不过这个证人找得很失败。他只会用难听的言辞咒骂矢场英司，无法为矢场因一己私欲而放款做证。不仅如此，老人甚至还面向被告，说出“谢谢你杀了他”之类的话。
我能理解女性证人为何拒绝出庭，可当初要是能够得到她的证词，判决结果应该会不同吧。我至今仍然后悔不已。
结果，争议聚焦在了一点上。
昭和五十二年九月一日，鹈川妙子是否从一开始就打算杀害矢场英司，是故意杀人还是失手杀人？检方的主张缺乏决定性证据，被告方也无法明确否认故意杀人。不过，我有个绝招。
犯罪现场是鹈川家的客厅，检方提供了榻榻米的科学鉴定结果、背部有血迹的达摩像、坐垫，还有画轴。画轴的装裱部分，有几滴飞溅上的血滴。虽然血液触及空气后已经发黑，不过依然有种异样的崭新感。检方称，此血型与被害人吻合。
我没有放过这一机会，把胜利压在了向被告的发问上。当时的对话记录在案。
“那是一幅历史悠久的画轴吧？禅画，描绘的是达摩大师，”曾经没文化的我也懂得了这些知识，“不过，与绘画相比，装裱部分比较新。是你重新装裱的吗？”
鹈川妙子缓缓地抬起头，她的倦容已无从掩饰。
“不是的，听说是爷爷托人装裱的。”
“并非鹈川重治的爷爷，而是你的爷爷？”
“是的。”
“这是你从娘家继承的东西？”
“对。”
被告照实回答着，却奇怪地皱了一下眉。视野的角落里，检察官也面露难色。
“画轴平时一直都挂在壁龛上吗？”
“不，一般放在箱子里藏着。”
“如何打理呢？”
“一年会拿出来晒几次。”
“原来如此，你好像特别珍惜画轴，它是传家宝吗？”
被告果断地点头。
“是的，是传家宝。”
我咽了口口水，马上就是决胜点了。
“案件发生的九月一日，你把这幅画轴放在了哪里？”
“挂在壁龛上了。”
“为什么？”
“为了欢迎矢场先生，我想如果壁龛上空着的话不太好。”
“你是为了迎接客人才挂上画轴的？”
“是的。”
被告承认矢场向自己传达过来意。为了迎接矢场而做了些准备，这并不是不利的证词，反而是非常有利的证词。我又重复了一遍：
“看见非常珍贵的传家宝沾上了血迹，你怎么想？”
也许是发现了我的意图，检察官插嘴道：
“这个问题与本案有什么关系？”
这个男人声音真大。面对这种类似于威胁的大音量，我狠狠地怒视着他。法官从旁温和地问：
“检察官提出抗议？”
“是的。”
“怎么样，律师？”
我挺直了腰背回答：
“我想弄清楚案件发生当天被告是如何准备、如何迎接被害人的。”
“明白了，请继续。”
我稍稍施了一礼，重新面向被告。鹈川妙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了我的问题：
“对于先祖，我唯有歉意。”
听完答案，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若是如检察官所述，被告一开始就心怀杀意的话，为什么会特地把传家宝从箱中取出挂在壁龛上呢？事实上，画轴的确沾上了血，搞不好甚至会由于矢场奋力抵抗而弄破。如果知道这里将成为凶案现场，被告一定不会把画轴给挂出来。所以本案并不是有计划的杀人案，正因为是无法预期的突发案件，画轴才会出现在那里。”
一审判决的结果，鹈川妙子的自我防卫并没有被全面认可。没有证据能证明矢场英司逼迫鹈川妙子发生男女关系，这一点我实在无能为力。不过被告也没有被扣上预谋犯罪的罪名。也就是说，目前情况对被告十分有利。至于画轴上的血迹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判决书上并没有记载。
一审判决的刑期为八年，我更努力地开始着手准备二审。
可是鹈川妙子好像自暴自弃般取消了上诉。
那是听说鹈川重治死亡的当天。
六
昭和五十二年九月，听闻调布市杀人案的嫌疑犯是妙子，正在出差的我立刻胡乱抓了些行李从鹿岛赶回来，可妙子已经遭到了逮捕。
大致的情况我在路上从秘书那儿听说了，来到调布市警察局昏暗的谈话室里，见到了阔别四年的妙子，我不禁愤慨地说道：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在被捕之前，不，欠债的事情也可以和我商量呀！”
是拘留和审讯造成的疲惫，还是这四年来饱受生活之苦？妙子的脸颊比我记忆中消瘦多了。明明自己身处困境，可见到我，她眯起眼睛微笑着。
“好久不见，藤井先生。听说你自己开了家律师事务所，能够出人头地真好。”
“老板娘……”
毕业后的四年来，我简直生活在狂风怒涛中。经过司法实习后，在前辈的律师事务所里打打下手，边跑腿边学习了些基础业务。由于是大学期间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做得好与不好都特别引人注目。我和事务所里的人相处得不太好，本打算找下一家公司，不过很照顾我的一位前辈劝我“不如独立吧”。在他的帮助下，我开了自己的事务所。在拼搏的日子里，有时我会想起鹈川家，可由于一心忙于工作，除了每年一度的新年贺卡外，没有其他联系。
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短短的四年，妙子会不得已杀人。明明应该可以帮到她的……我拼命忍耐着悔恨之情。妙子悄悄地移开视线，这个举动和我借宿的时候一样。
“藤井先生正在自己事业的发展期，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而麻烦你。”
“说什么见外的话！我曾经受到你那么多照顾，怎么可能会觉得麻烦？从现在开始，所有可行的办法我都会试，你有什么希望我做的吗？”
到了这种时候，妙子依然顾虑着不肯开口。我不断大声对她说自己想要报恩，才终于从妙子嘴里听到了她的担忧：
“那么，能帮我问问我丈夫的身体状况和债务情况吗？”
我想说，比起这些你应当多担心担心自己。不过这既然是妙子的请求，我也无法拒绝。
我调动了这四年来的所有关系，两天后，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不过，所有结果都无法令妙子安心。
鹈川家的生计——榻榻米店因债台高筑，一旦停业就会倒闭。土地和房屋早就成为银行的抵押品了，在妙子被捕无法还债的当下，据说马上将遭到竞拍。家当被回田商事冻结了，还有些被查封的钱财物品，不过我将之解封了。可是只凭家当无法还清回田商事的债务，哪怕被判缓刑，妙子也将失去房屋，背负债务。
重治躲到了浦安市的兄弟家。见到我，他吊儿郎当地一笑，重复说：“听说你当上律师了，变厉害啦，多亏了我当年收留你吧？”完了就向我要钱。只听说他是肝硬化，为了得知准确的病情花了我不少时间。重治的医生是个认真的人，他拿保密义务作挡箭牌，死活不肯透露病情。最后我通过妙子的委托书，虽然没能获知病情，好歹问出了一句：“请转告夫人，我会尽力的，不过时日可能不长了。”
虽然对妙子而言很残酷，但该传达的还是得传达。妙子用那段时期时常会浮现的茫然笑容回应道：
“知道了，我可以出庭了。”
不能把妙子托付给国家律师，因为很明显她没有支付能力。我坚持律师费的事以后再说，成了刑事被告人鹈川妙子的辩护律师。
审判于昭和五十四年十二月结束。
浦安市的医生联系我，说长年卧床的鹈川重治去世了。
那一天下着冰凉的雨，我参加了葬礼。
寂寥的仪式。没有任何朋友为重治而赶来，除了亲戚外，参加的人只有我而已。
亲戚也没有丝毫的悲伤之情，甚至明显为了摆脱麻烦而高兴。
“搞得倾家荡产，真好意思活到现在！”一名肥胖的女性肆无忌惮地使劲说，“要不是给他继承，调布的房子本应由我们平分。他竟然就这么把房子拱手让给了银行！要死就死得干脆点呢？临死都这么拖拖拉拉的！”
对话发生在葬礼上。她的丈夫终于责备起她：
“住嘴！这里还有外人。”
“不过，丧葬费竟然也让我们出，哪有这种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