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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总说真相是主观的。直到亲身经历之前，我从未理解过这句话。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真相之所以会不同于你的真相，是因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相同。
我们很相似，却各有各的不同。
如今，我接受了这种更加灵活的“真相”。甚至可以说，这种看法为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我学着不要总看字面意思，不要过于绝对。五彩斑斓的世界比非黑即白的世界更加美丽。这个全新的世界有了更多解读的空间，更多灰色地带。
我在法庭上讲述的真相正是如此——是我对自己那天的记忆与经历的解读。我的真相侧重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会凸显我关注的细节，也会模糊我无法理解，或者选择不予探究的事情。
正义也像真相一样，是主观的。许多本应受到惩罚的人都逃避了制裁；许多好人、善良的人都遭到了错误的指控。司法制度是有缺陷的，是一个混乱、肮脏，并不完美的制度。但如果每一个好人都能承担起责任，贯彻正义，让那些骗子、瘾君子和虐待狂受到应有的制裁，世界难道不会变得更加干净美好吗？
我不会大声把这个观点说出来。但是谁会在意呢？毕竟，我只是一个女仆。
那天在法庭上，我对在场的人讲述了发现布莱克先生死亡的那天。我说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但那是精简版的故事。是的，我确实检查了布莱克先生的脉搏，发现他已经死亡。我确实给前台打了电话求助。我转向卧室门口，看到了镜中的自己，那时才发现屋里还有其他人。那个人站在角落里，脸庞笼罩在阴影中，但我能清楚地看见对方手中拿着一个枕头，紧贴在胸口。这个人让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外婆。镜子仿佛反射出了两个我的影子，我晕倒了。
然后故事继续，就像《神探可伦坡》一样：总会有些之前没看到的内容。
角落里的那个人不是男性。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倒在床边的地板上。有人正在用酒店提供的信纸为我扇风。我深呼吸几下，看清了眼前的人，是一个女人。一名中年女性。她留着修剪整齐的波波头，直发，和我的很像。她穿着宽松的蓝色上衣和深色裤子，花白的头发被墨镜拢起。她蹲在我身边，看起来很担心，我一开始没能认出她。
“你还好吗？”她停下手上的动作问。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拿电话。
“真的，”她说，“你可以不那么做的。”
我坐起身来，靠在床头柜旁边，她后退了两步给我让出空间，但目光仍然落在我身上。
“非常抱歉，”我说，“我没发现房间里还有其他客人，但我必须——”
“请不要那么做，拜托了。在你打电话之前，可以先听我说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