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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借此机会让您认识一下我们的新主编。”拉克里茨接着说,丝毫没有受我的影响,“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您有时间吗?”
拉克里茨的名字其实叫加布里拉·克里茨<a id="zw1" href="#zhu1"><sup>[1]</sup></a>,是诺利那小说系列的主管。我与她从未谋面。我们通常用电子邮件联系,偶尔通通电话。合同经由邮局寄来,我再以相同的方式邮去,我的稿件也一样。曙光出版社里没有任何人想与我这个人会面。
“歌莉,您还在吗?”
“在。”我回答,“明天我真的要去出版社吗?”
“这又不会太麻烦,不是吗?”拉克里茨说,“您住的地方离出版社很近啊。”
“是的,可以说就在拐角。”我和曙光出版社在同一个城市,我住在属于姨父的一间不隔音的屋顶房里,出版社坐落在莱茵河对岸一幢富丽堂皇的四层楼中。
“那明天见。”拉克里茨说。我还没来得及问下一个问题,她就挂掉了电话。
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突然要我亲自把稿件带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准时交稿,显然他们对我的稿件很满意。这听起来或许有不谦虚之嫌,但我知道自己确实不错。我的稿件从来没被拒绝过,只有一次他们把我主人公的纳米比亚母亲替换成了爱尔兰母亲,以便突出她牛奶咖啡色脸上的雀斑。但这些我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协商的。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忽然打破惯例想见我呢?在打印稿子的时候,我假设了两条理论:其一,因为我已为出版社工作了十年,他们想多付我一些酬金,或者是为了出版社的图标,或者二者兼之;其二,财政局做了一次税务检查,发现我从来没有和G.克里茨有过工作餐,所以也不能一年三次从税款中将之扣除。也许明天一早财政局的人就会等在克里茨办公室门口,给我戴上手铐并押走。
我觉得第二条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相比而言,更有可能的是我的辛苦工作将得到更多回报。那种因为查莉的电话而郁积在胸中让我不能呼吸的压力明显减轻了。我断定,我没有得什么神经性抑郁症,只是在私人生活中经历着一个糟糕的阶段。而在职场上,我还是一路走高的。我这段时间最好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上,这至少还是令人放心的。
我已经好多了。
我甚至还给查莉打了个电话,让她相信我对她怀孕的消息如何兴奋,对成为孩子的教母是如何荣幸。
虽然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我还是决定保持这种姿态。最晚到孩子出生,我将会重新成为一个平和、快乐的人。查莉对我移开灶上的牛奶后再没有给她回电话毫不介意,相反,她还向我道歉。
“当然,你一定整个下午都试着打给我啦,”她说,“但是为了让这个消息广泛传播,我在全国范围内把电话打了个遍。对不起。”
“没关系。”我说。
“我太激动了。”查莉说。
“我也是。”我说。
“我可以拥抱整个世界,真他妈的!”查莉说。
我努力做到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我现在甚至还有了点胸!”查莉说,“你能想象吗?胖乎乎的!你得摸一下,那感觉真是怪极了。”
“啊,当然,我相信你说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布里特·艾姆克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有了长子继承人而拼命吹嘘的人,这只蠢牛。我不相信她那扁平的臀部现在就变得高贵了。我在谷歌上查了一下这个费迪南德·冯·法尔肯海恩,你猜怎么着?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布里特·艾姆克对阿娜·尼可尔·史密斯毕恭毕敬,这谁能想到呢?”
“我还以为我们不去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