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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的男友哭着告诉警察，阿德里安会戴着那顶帽子，是因为他六天前去了贝西公园，那顶帽子是他在游乐场的抛抛乐摊位赢的。当时他很得意，现在却死了。
“他会戴那顶帽子，还不是因为他爱这个烂地方！”唐·哈格蒂朝警察吼道。
“好了，好了，没必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哈罗德·加德纳警官对哈格蒂说。他是戴夫·加德纳的儿子，家里还有三个兄弟。他父亲发现乔治·邓布洛的断臂尸体那一年，哈罗德才五岁，转眼二十七年过去了，他已经三十二岁，头发开始变得稀疏了。他知道唐·哈格蒂真的很痛苦，很难过，但就是无法严肃对待他。这个男人——假如他还算男人的话——涂着口红，丝质长裤紧紧贴着下半身，紧得连他老二上有几条皱纹都数得出来。管他痛不痛苦，难不难过，他都是同性恋，和他死去的朋友阿德里安·梅伦一样。
“我们再重复一遍，”哈罗德的搭档杰弗里·里弗斯说，“你们两个离开福尔肯往运河走，然后呢？”
“我到底要跟你们两个白痴说几遍！”哈格蒂吼道，“他们杀了他！他们把他推了下去！又是男子气概那一套！”说完他哭了。
“再说一次，”里弗斯耐心地说，“你们离开福尔肯，然后呢？”
走廊尽头的侦讯室里，德里镇的两名警察正在约谈十七岁的史蒂夫·杜贝。另两名警察在楼上遗嘱查证室讯问十八岁的约翰·卡顿，绰号“威比”。警长安德鲁·拉德马赫和助理检察官汤姆·布提利尔则在五楼警长室里讯问十五岁的克里斯托弗·昂温。昂温穿着褪色的牛仔裤、沾了油污的T恤和厚重的技师靴，正在掉眼泪。拉德马赫和布提利尔选了他，因为他们一眼就看出他是最软弱的一个。
“我们再重复一遍。”布提利尔和三楼的杰弗里·里弗斯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我们没想杀他，”昂温哭哭啼啼地说，“是那顶帽子。你知道，我们不敢相信威比跟他说了那些话之后，他竟然还敢戴那顶帽子。我想我们只打算吓吓他。”
“因为他说的话。”拉德马赫警长插话道。
“对。”
“他对约翰·卡顿说的话，时间是十七日下午。”
“对，对威比。”昂温又开始哭，“我们发现他不行了之后，曾试着去救他……起码我和史蒂夫·杜贝去救了……我们没想杀他！”
“少来了，克里斯托弗，别糊弄我们，”布提利尔说，“是你们把那个同志扔到运河里的。”
“对，可是——”
“然后你们三个来这里自首。我和警长很感谢你们这么做，对吧，安德鲁？”
“当然。是男人才会勇于负责，克里斯托弗。”
“所以，你现在别他妈的撒谎，把事情搞砸了。你们一看到他和他的同志密友，就打算把他扔到运河里，对吧？”
“没有！”克里斯托弗·昂温激动地反驳。
布提利尔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抽出一根送进嘴里，接着将烟盒递到昂温面前：“要抽吗？”
昂温拿了一根，他的嘴巴抖个不停，布提利尔手上的火柴都快烧完了才帮他点着。
“那是在看到他还戴着那顶帽子之后？”拉德马赫问。
昂温低头使劲吸了一口烟，油腻腻的头发垂到面前。他将烟从鼻孔喷出来，鼻子上都是黑头粉刺。
“嗯。”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布提利尔身体向前倾，棕色眼睛闪闪发亮，脸上的表情像是捉到猎物似的，语气却很温柔：“你说什么，克里斯托弗？”
“我说是，应该是吧。决定把他扔下去，但没打算杀了他。”他抬头看着警长和助理检察官，表情激动又可怜。打从昨晚出门和两个死党去参加德里运河节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但他显然还没意识到。“没打算杀他！”他又说了一次，“桥下那个家伙……我还是不晓得他是谁。”
“什么家伙？”拉德马赫问，但不是很认真。这个说法他们刚才听过，但两人都不相信——被控谋杀的人迟早会搬出神秘的第三者当救兵。布提利尔甚至还为这一招取了个名字，叫“独臂人综合征”，灵感来自老电视剧《逃犯》。
“穿着小丑服的家伙，”克里斯托弗·昂温颤抖着说，“还拿着气球。”
运河节七月十五日开始，二十一日结束，几乎所有德里镇居民都同意这个活动大获成功，对于提振全镇朝气、形象……和充实荷包大有帮助。节庆为期一周，旨在纪念流经城区的运河启用一百周年。
当年就是运河开启了德里的伐木业，催生了该镇的黄金岁月，从一八八四年延续到一九一〇年。
小城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翻新。居民们发誓有十年没有修补过的路面铺好压平了，房舍内部重新装修，外墙也重新粉刷。贝西公园长椅上难看的涂鸦被磨掉了（大部分是可以想见的反同志口号，例如“杀光同性恋！”或“艾滋病是神用来惩罚你们这些死玻璃的！”），人称“亲吻桥”的横跨运河的有顶步道木墙上的涂鸦也都清理干净了。
城区三个空店面合并成运河博物馆，摆满当地图书馆员兼业余史学家迈克·汉伦的收藏。
节庆期间，德里镇最古老的家族无偿出借无价的传家之宝，近四千名游客每人支付二十五美分进去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餐厅菜单，八十年代伐木工人的缆柱、斧头和钩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玩具，还有展现德里镇百年风华的两千多张相片和九卷影像胶片。
博物馆由德里镇妇女协会资助。她们否决了汉伦的部分收藏（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名的椅形牢笼）和相片（例如那场知名枪战中的布拉德利帮成员），但所有居民都同意展出相当成功，而且那些血腥的收藏本来就没人想看。诚如某首老歌所说，隐恶扬善好得多。
德里公园搭了一顶条纹大帐篷，供应点心和饮料，每晚都有乐队演奏。贝西公园是嘉年华区，除了花车巡演，还有当地人设置的游戏摊位。每个整点会有电车载游客绕行城区的历史古迹，最后停在造型俗气、人人都爱的吃角子老虎机前。
阿德里安·梅伦就是在这里赢到了那顶害死他的帽子。一顶纸做的大礼帽，上头有花和纸环，写着“我❤德里！”
“我累了。”绰号威比的约翰·卡顿说。他和两名死党一样，没发现自己穿得像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要是别人问起，他会说斯普林斯汀是软脚虾加死玻璃，他崇拜的是“超屌的”重金属乐队，例如威豹、摇摆姐妹或犹大祭师乐队。他穿着浅蓝色T恤，袖子故意撕掉，露出壮硕的肌肉，浓密的棕发垂下来遮住一只眼睛，这样感觉更像约翰·库格·麦伦坎普，而不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他两只手臂上有蓝色刺青，图案神奇难解，看起来像小孩的涂鸦。“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说你们周二下午在游乐场的经历吧。”保罗·休斯说。他被这桩恶劣的案子搞得疲惫不堪，又惊愕又沮丧，心里一直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是德里运河日的闭幕式，所有人都知道有这回事，却没有人敢写进日程表里。假如写进去了，应该会像这样：
周六晚间9：00：最后一场乐队演奏，德里高中乐队和快乐汉理发店乐队。
周六晚间10：00：大型烟火表演。
周六晚间10：35：阿德里安·梅伦献祭仪式，运河节正式结束。
“去他妈的游乐场。”威比说。
“说说你对梅伦讲了什么，他又回了你什么。”
“哦，拜托。”威比翻了个白眼。
“说吧，威比。”休斯的搭档说。
威比翻了个白眼，重新开始讲述。
卡顿看见梅伦和哈格蒂扭腰摆臀走在路上，互相搂着对方的腰，哧哧笑着，像两个小女孩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