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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斯表示同意。“总有个把傻丫头想和俄国人睡觉。”
乐队在演奏《你将怎么让他们留在农场上？》。香槟甜得发腻，没法多喝。当侍者送来了三杯清水和一瓶放在冰箱里冰过的伏特加时，他们这才如释重负。
他们又在谈论俄国人了。罗瑟尔的广播员那么流畅自如的声音已经不复存在。他汗渍满脸，容光熠熠，映照出他身上那件运动衫的鲜艳的颜色。罗瑟尔说，他在十年前是个二十二岁的少尉，在一九四五年跟随着法兰克·豪莱上校的先头部队，出发到柏林去占领应由美国占领的那部分地区。
“我们觉得那些俄国人都是一些很规矩的家伙。他们死了好几百万人，他们都是一些英勇善战，高大魁梧，办起事来兴致勃勃，喝伏特加像喝水似的家伙。我们在那场战争里面一直送给他们许许多多装备，所以他们当然是我们的盟友。这些都是我们在和他们见面以前的感觉。后来他们打了过来，在柏林西面六十英里的地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从卡车里下来，张开了双臂迎接他们。我们准备好了礼物，对彼此间的相会怀着无比美好的遐想。”罗瑟尔抓紧了伦纳德的手臂。“可是他们却对我们非常冷淡！冷淡，伦纳德！我们准备了香槟——来自法国的香槟——可是他们连碰都不碰。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使他们和我们握了握手。他们不让我们从那里过去，除非我们把队伍减少到五十辆军车的规模。他们逼得我们只好在离柏林十英里的地方扎营。第二天早晨，他们让我们在他们严密的护送下进城。他们不信任我们，不喜欢我们。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他们想要阻止我们把占领区建立起来。”
“这情况就一直继续下去。他们从来不笑。他们从来不想让我们把事情办成。他们骗人，他们设置障碍，他们的心肠很狠。他们的措辞总是那么强烈，即使在一个协议书里的某项技术性的问题上，他们说起话来也是如此。我们为了这个一直在说，见鬼！他们打了一场糟糕的战争，所以他们办起事情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我们让步了，我们成了头脑简单的笨蛋。我们在谈论联合国，在谈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而他们却在全柏林绑架并且殴打非共产党员的政治家。我们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了解他们。你猜怎么样？我们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些俄国军官都显得闷闷不乐。看上去他们好像知道，他们随时都会在背后挨到枪子儿似的。他们甚至不爱干那些混蛋干的勾当。这就是我之所以对他们恨不起来的原因。这都得怪上面的政策。毛病出在最高层。”
葛拉斯又斟了些伏特加。他说，“我可恨他们。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我恨得没有这么厉害。你可以这么说，该恨的是他们的制度，可是每个制度都得有人去贯彻执行，使它运转。”当他把酒杯放下来的时候，他稍稍泼出了一点酒来。他把食指放进那一小摊酒液里。“共产党向人家推销的是贫困的生活，既贫困又没有效率。现在他们想用武力来把它出口到国外去。我去年在布达佩斯和华沙。嗨，他们在那儿推行的政策，可真的把幸福减少到最低点了。他们自己也知道，可是他们并不停止。我是说，你看看这地方！伦纳德，我们把你带到了这个区里的最漂亮的地方。可是，你看看它。看看这些人。看看他们！”葛拉斯几乎叫喊起来。
罗瑟尔伸出手去安慰他。“鲍勃，你别激动。”
葛拉斯在微笑。“不要紧，我还不至于不知检点。”
伦纳德朝周围看看。他在暗淡的灯光里看见人们在他们的酒杯面前低着头。酒吧的服务员和那个侍者都站在卖酒的柜台那儿，掉转了头望着别处。两个乐师正在演奏一支节奏轻快的进行曲。这是他在那天晚上得到的最后一个清晰的印象。到了第二天，他就忘了他究竟怎样离开涅瓦旅馆的。
他们一定是从那些桌子之间绕出来，登上那部小得让乘客掉不转身的电梯，再从那个身穿褐色制服的人旁边走过。甲壳虫旁边是一间合作商店的黑黝黝的橱窗，里面是沙丁鱼罐头叠成的一座塔，上方有一幅斯大林的画像，周围绕着绉纸，还有用白色的巨大的字母排列出来的标题——葛拉斯和罗瑟尔一致地把它译作“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友谊是和平和自由的保障”。
然后他们来到了占领区交界的界线旁边，葛拉斯让引擎熄了火。在他们的证件让人检查的时候，有人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车厢里来。黑暗深处，不时传来装有铁尖的靴子在来回走动的声音。接着他们驶过一块牌子，上面用四种语言写着：“你们正离开柏林的民主地区”，驶向同样用这四种语言写着字的另外一块牌子：“你们现在正进入英国地区”。
“现在我们是在维滕堡广场，”罗瑟尔在前排的座位上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