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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叫玛丽亚·路易丝·艾克道夫，三十岁，她住在克罗伊茨堡的阿达尔勃特街，从伦纳德住的那幢公寓乘车过去，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她在位于施潘道区的一间很小的英国陆军车辆工场里当打字员兼任翻译。她的一个名叫奥托的前夫每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两三次，向她索取钱财，有时候则来敲她的脑袋。她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房间，一个用帷帘隔开的小小的厨房。而且你得爬上五层阴暗的木楼梯才能到达那儿。经过每一层楼梯平台的时候，你都会听见那些房门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屋子里没有热水供应，到了冬天，水龙头里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珠子，不能哗哗地流淌，以防水管冻裂。她是从她的祖母那儿学的英语。第一次大战前后，她的祖母曾是瑞士的一所英国女子学校里的德语教师。玛丽亚一家在一九三七年从迪塞尔道夫搬到了柏林。那时她才十二岁，她的父亲在一间制造重型汽车变速箱的公司里担任一个地区业务代表。现在她的父母住在俄国占领区里的潘考夫，她的父亲则是铁路上的收票员。这些日子她的母亲也找到了一个差使，在一间工厂里包装灯泡。他们至今还为了她在二十岁那年不听他们的劝告而结的那次婚感到十分气愤。他们当时为此而作的那些最坏的预言，如今不幸都成了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悻悻不乐，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
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独自住在单间卧室的公寓里，而且居然仍能够过得很惬意的，实在罕见。柏林的住房很紧张。住在她这一层楼和下面一层楼里的邻居们因此都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再下面几层里的邻居对她的情况不很了解，对她也就至少很有礼貌。她在工场里的那些比她年轻的妇女里面有几个好朋友。她遇见伦纳德的那天晚上，她和她的朋友简妮·施奈德在一起。简妮一直在和一个法国陆军中士跳舞。玛丽亚也是一个自行车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里的那个年已五十的出纳毫无希望地爱上了她。前年四月里，有人从她公寓的地下室里偷走了她的自行车。她的雄心壮志是：她要把英语学得地地道道，以便在外交机构里当个翻译。
当伦纳德鼓起劲来移动了一下他的凳子，把葛拉斯和罗瑟尔两个从他的视线里赶了出去，并且为玛丽亚要了一客皮姆斯和柠檬汽水，自己又要了杯啤酒，然后他在和她谈话里面了解到了上述情况中的一部分。其余则是他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好不容易才逐渐积累起来的。
去了蕾西舞厅以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在八点三十分就来到了阿尔特格里尼克的门口。他从鲁道村走了最后一英里路，早到了半个小时。他又累又渴，还有点醉，觉得很不舒服。这天早晨，他在床头的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张从一只香烟纸盒上撕下来的纸片。玛丽亚在纸片上写下了她的地址。现在这张纸片就在他的口袋里。他在地铁里把它拿出来看了好几次。她从简妮的朋友——那个法国中士那里借了一支笔，又用简妮的背作桌子，靠在她身上把它写了下来，而葛拉斯和罗瑟尔则在车里等着。伦纳德手里拿着那张雷达站的通行证。卫兵把它接了过去，使劲盯着他的脸看了看。
当伦纳德来到了他现在把它看作自己的房间的那个地方。他发现房门敞开着，有三个人在里面收拾他们的工具。从他们脸上的神态看来，他们显然整整一夜都在这里干活。装着安派克斯录音机的那些盒子都堆在房间的中央。所有的墙壁上都有用螺钉拴牢的架子，深得足以在架子上放一台尚未开箱的录音机。一座图书馆里常用的那种梯子供人用来爬上去够到架子上较高的那些搁板。天花板上已开了一个圆洞，好让通风的管道从洞里穿过。一个金属制的格栅刚被他们旋紧了螺丝固定下来。从天花板上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台抽风机的扇翼旋转的声音。当伦纳德往旁边跨了一步让一个装配工人把一座梯子搬走的时候，他发现搁板桌上有装着电线插头和新仪器的十来只箱子。他在检查它们的时候，葛拉斯在他的旁边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把插在一个绿色的帆布刀鞘里的猎刀。他的胡子在灯光下面闪闪发亮。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用这个把它们打开。每次十个。把他们放在架子上，然后把硬纸板盒子搬到后面去烧为灰烬。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事，你别拿着它从屋子的正面走过。东德的民警会注视着你的。别让风把任何东西吹走。你也许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真有那么个天才，他竟然会在这些盒子上印上了号码。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都要把门锁上。这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责任。你在这里签个字。”
有个工人回来了。他在屋子里寻找着。“昨夜很不错。多谢了。”伦纳德希望葛拉斯会向他问起玛丽亚，会对他承认他的胜利。可是那美国人却已经转过背去看那些架子了。“把它们放到架子上去以后，就得用防尘布盖在上面。我会去拿一些来。”那装配工人正趴在地上瞪视着地板。葛拉斯用他的粗革皮鞋的鞋尖指着一个小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