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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纳米坚持要和伦纳德在凯宾斯基咖啡店见面，而且他坚持要坐在它的户外部的座位里。这时才早晨十点，别的顾客全都坐在店堂里。依然是阳光明媚而十分寒冷的天气。每当一朵巨大的层积云飘来，一时遮住了阳光，周围就会突然笼罩在一片严寒之中。
伦纳德这些天一直很怕冷，他似乎老在颤抖。那天早晨葛拉斯打电话来以后，他醒来时双手就在颤抖不已。还不只是一般的颤抖而已，它是一种痉挛性的摇动。他花了好几分钟才扣上了衬衫扣子。他认为这是由于提了那两个盒子而引起的一种会使肌肉痉挛的后遗症。当他在两天没有进餐以后，第一天到位于总理广场的那间快餐店里吃饭的时候，他竟然把香肠掉落到了人行道上。不知什么人养的一条狗把它饱餐了一顿，连洒在香肠上的芥末也都吞了下去。
在凯宾斯基的店堂外面，他虽然坐在阳光下，可是还得穿着外套，咬紧牙关，以防牙齿格格地颤抖。他连咖啡杯也不敢端，所以他要了杯啤酒，而啤酒又是冰冷彻骨。麦克纳米在一件薄羊毛衬衫外面只穿了件花呢上装，可是他看上去神态自若，毫无畏冷怕寒的样子。当他的咖啡送来了以后，他装满了烟斗，点着了它。伦纳德坐在他的下风处，那股烟味和与之俱来的别的什么玩意使他不禁为之恶心。他就假装解手，想趁机换个座位。他回来时候就换了个座位，去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面，也就是阴暗的那一面。他把外衣裹紧在身上，双手放在屁股下面。麦克纳米把还没动过的啤酒递给他。眼镜玻璃上结起了水珠，两条水柱子淌下来，形成了一对扭来扭去，并不匀称的平行线。
“怎么回事？”麦克纳米说道。
伦纳德觉得被他坐在屁股下面的那双手在颤抖。他说道，“因为我没法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什么，我就自己动脑筋，想出了一两个点子，我就开始在空闲的时候摆弄起来。我真的认为我能够想出法子来把明码电文的回音从密码电文里分解出来。为了安全的缘故，我都在家里干。可是我拼装出来的东西没有用。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我就把它拿回去，打算在我的办公室把它拆掉——我的那些元件都是放在那儿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检查得这么仔细。昨天值班的正好是两个新手，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偏偏葛拉斯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放在盒子里的那些东西。因为它们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如果你接到了那个电话而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的话，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麦克纳米用烟斗咬嘴轻轻地扣击着他的那些树桩似的黄牙。“那个电话使我起劲了一两个钟头。我还以为你在什么地方拿到了纳尔逊搞出来的那套玩意的一个副本。可是你别着急——我想，道里斯山那儿也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现在人家既然已经信了他说的话，伦纳德就急于脱身。他要让自己身上暖和一些，而且他还得看看午报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可是麦克纳米还要待在这儿想想。他又要了杯咖啡还有一客黏黏的馅饼。“我爱想想我们占的那些便宜。我们知道这事不能延续，而且我们窃听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就够让伦敦和华盛顿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把他们搞到的东西全都译出来。”
伦纳德伸出手去拿他的啤酒，可是他又怕手发抖，就把它收了回来。
“从我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来说，另外一件好事就是我们和美国人一起办成了一个重大的项目。自从出现了勃基斯和麦克林这两个叛国贼以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很不放心。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了。”
伦纳德终于道了歉站了起来。麦克纳米依然坐着，他对着太阳眯细了眼睛，望着伦纳德，一面在烟斗里重新加满了烟丝。“看上去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知道你正被召回到国内去，运输部门会和你联系的。”
他们握了握手。伦纳德装作握得特别起劲，以此来掩饰他的手的痉挛。麦克纳米似乎并未注意。他对伦纳德说的最后两句话是：“尽管如此，你干得不错。我在交给道里斯山的报告里替你说了些好话。”
伦纳德说道，“先生，谢谢你。”他说完就急忙跑到选帝侯堤道去买了几种报纸。
他乘地铁去戈特布斯门的路上，在车厢里浏览了一下报上的报道。两天过去了，东德的报纸上依然长篇累牍，登满了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每日镜报》和《柏林新闻》都登载了两大张版面的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了那些放大器和下面藏着那两个盒子的那只书桌的一角台面。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窃听间里的那部电话依然畅通，新闻记者打进去的电话没有得到回音。那里的灯光和通风装置也都仍在运转，报上还详细描述了有人从隧道里的舍讷费尔德大街下面那一段，一直走到美国占领区边界下面堆着沙袋的那段隧道时得到的感受。文章里说道，从沙袋那儿再往美国占领区望去，“只见一片黑暗，只有点燃了的两支香烟在远处发出了微弱的一点点亮光。可是那两个正在对这儿瞭望的人对我们的招呼不理不睬，毫无反应。也许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很不好过吧。”伦纳德在另外一些地方读到，“整个柏林都被某些美国军官的阴谋活动惹得怒不可遏。只有当这些阴谋分子停止他们的挑衅行为，柏林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有一条头号标题是：“电线里出现了奇怪的干扰”。这篇报道说，苏联的情报部门发现，在发出正常的电讯时，经常出现一些干扰的声音，于是下令挖掘，对若干地段的电缆进行检查。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恰好选中了舍讷费尔德大街。当士兵们挖到了窃听间那儿的时候，“有迹象表明，那些间谍仓皇逃窜，弃他们的设备于不顾。”那些荧光灯管上面印有“奥斯兰姆，英国”等字样，“显然这是存心不良，意在嫁祸他人。可是那些螺丝刀和活络扳手上面都刻有‘美国制造’这几个大字，戳穿了这个巨大的假象，暴露出真凶的面目。”在这一页上的底部，印有一行黑体字：“驻柏林美军的一个发言人在昨晚被询及此事时声称，‘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把那些报道全都浏览过了。关于那两个盒子的新闻却未见报道。这使伦纳德感到纳闷，使他因焦虑不安而疲乏不堪，也许他们故意把它作为以后另行报道的一个主题，以便获取更大的新闻效应，也未可知，他们早就在暗中进行侦察了。如果他未曾在电话里对葛拉斯说了那句傻话，俄国人若说在两个盒子里发现了一具被人肢解了的尸体，问题就不难解决：断然予以否认。而如今，假如东德当局悄悄地把这件事情交给西柏林的刑事警察去办，他们只要一问美国人，就会查到伦纳德的头上来。
即使美国人不肯和他们合作，西柏林的警方也很快就会查到，那具尸体是奥托。也许那具尸体上到处都可以发现足以成为法庭证据的材料，证明他生前是个酒鬼。不久人家就会发现，他已很久没有在他住的地方出现，没有去领取社会救济金，没有去他常去的那间小酒馆——在那儿，经常有下了班的警察买酒给他喝。一旦发现了什么无名的尸体，警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查阅失踪的人的名单。在奥托、玛丽亚和伦纳德之间的关系又多又复杂：解除了婚姻关系，住房纠纷，正式的婚约。可是即使伦纳德那次成功了，把那两个盒子存放在动物园火车站里的行李存放处，结果也会和现在一样。他们现在在想些什么呢？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把它想出个结果来。他们会来盘问他和玛丽亚。可是他们俩说的话会相互对得上。那个寓所已经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也许会引起一些怀疑，可是不会有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