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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门太高，像他这个年龄的人爬不过去。他就擅自闯进别人的一条车道，翻过了一垛矮墙。他穿过外栏，停在第二道栏栅那儿。岗哨的栏杆当然已经不见，可是它的那根柱子却依然竖立在原地，没有给野草遮没。他向倾侧着的那个岗亭里窥探，只见里面到处是木板。旧的电器装置依然完好如初，牢牢地附着在它的内壁。还有一根电话线的毛绒绒的末端也安然无事。他继续向前走去，来到仓库边上。原来的房子如今只剩一些零零落落、野草丛生的水泥地板。瓦砾成堆，被推土机推送到一边去构成了一个面对着那堵柏林墙的屏障——它成为最后一个逗弄东德民警、吊他们胃口的景象。
可是那幢主要的建筑与此不同。他走过去，在它的废墟边上站立了很久。在它的三面，就在那片粗糙的地面和栏栅外面，度假别墅已在步步进逼，逐渐把它们的地盘扩展到这里来了。另外一面则是柏林墙。什么地方的花园里的一架收音机在播放音乐。德国人的通俗音乐里，你依然可以发现军乐节奏的韵味。周围弥漫着一片周末所特有的慵倦与懒散。
他面前是个巨大的窟窿，一条围着墙的壕沟，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也许七英尺深。他现在正在注视着以前的那个地下室——它现在已经见到天日了。成堆的隧道工程的遗留物全都还在，只是盖满了野草。地下室的地板一定还在地底下的五英尺处，可是在那一堆堆剩余物之间的通道还是十分明显的。在东头的那个主要的竖井已经被瓦砾掩埋得看不见了。它比他记忆中的那个地下室小多了。他爬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边界那一边瞭望塔上的两个士兵正在用双眼望远镜对他进行观察。他在那一堆堆东西之间的通道里行走。有只云雀在他头顶上高高的天空中啁啾。炎热难耐之中，它使他感到恼火起来。供那辆叉车行驶的那个斜坡还在，那竖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捡起了一段电缆，它是老式的那种三芯电缆——裹着的是很粗的、不易弯曲的黄铜电线。他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泥块和石子。他想要寻找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在这儿生活过的证据？
他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塔上还有人在观察他。他把砖头上的泥土抹掉一些，坐了下来，就让双腿垂落到地下室里。对他来说，这块地方要比阿达尔勃特街更有意义得多了。他早已决定不到梧桐林荫道那里去重访他以前的寓所。使他充分意识到时间的重负的，就是这里的这些废墟。他也就是在这儿，才能够把往事一一重新挖掘出来。他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那封航空信。有着那个被人划掉了的地址的这个信封本身，就足以令他为之低回良久的了。它是一本传记，里面的每一章都是一个结束。它是从美国爱荷华州的塞达拉皮兹寄出的，而且它是在七个星期以前离开美国的。寄信的人把它寄迟了三十年。它是让他的父母转交的——寄往他那位于托特纳姆的那幢有着平台的家。他们在那儿一直住到他的父亲于一九五七年的圣诞节去世。它又从那儿被转到了一所养老院，他的母亲在那儿度过了她的晚年。它又从那所养老院被转到位于七棵橡树园的那幢大房子里。他的子女在那儿长大成人，他和他的妻子一直一起住在那儿，直到他的妻子在五年前离世。那幢房子的现在的主人把这封信保存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他才把它和一批广告和许多无聊的邮件一起收到。
他把信拆开，重新又把它读了一遍。
夏天车道一七六号
爱荷华州，塞达拉皮兹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亲爱的伦纳德：
这封信能够送到你手里的机会很小很小。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可我的感觉告诉我，你仍还活着。我把它寄到你的父母的老地址那里去，可是谁知道它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在我的心里把它写了一遍又一遍，所以我还不如动手把它真的写出来吧。如果它不能让人送到你的手里，那么把它写了出来，至少也会使我感到好受一些。
当你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是个英语说得很好的年轻的德国女人。而现在，你会认为我是个住在郊外的美国妇女，即将退休的中学教师，而且我的塞达拉皮兹的那些好邻居们都说我在说话的时候一点听不出德国口音。不过，我想他们这么说，无非想让我听了高兴罢了。这么些年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了？我知道，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们都得为过去作出自己的安排。我有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去年大学毕业了。她们都是在这幢屋子里长大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四年。过去十六年里，我在本地的一所中学里教德语和法语。过去的五年以来，我是我们的“教堂里的女性”这个社团的主席。我的那些岁月就是这么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