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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赫茨尔教授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放弃了想要发问的念头，然后还是把听筒紧紧地贴在耳边。
“很好。我只是给他们提供建议，我没有决定权。有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几天前有一份案宗摆在了我的书桌上，马克。我立刻认出了你的名字。家庭医生。你没有继续深造，我总是觉得很惋惜，你其实是块学医的好料子。明天早上九点。真相大白的时刻。我仔细地研究过你的案宗，毕竟一个我当年的学生要在医师公会为自己辩护这种事情并不是每天都有。我刚才说‘仔细地’，但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我马上就瞧出端倪了。你现在仔细听着，马克。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最好你只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很显然我们的谈话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只有你跟我实话实说，我才能帮你。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想知道多余的事。我希望你明白我说的话了。”
“是的。”我回答说。这时候我的护士从门缝里把脑袋伸了进来。她指着候诊室方向对我做出了一个询问的表情。我用嘴唇对她示意说：“出去。”她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本以为，赫茨尔教授这时候又会说“很好”，但是这次我错了——当然也可能是我听漏了。
“马克，不用我告诉你，你也知道家庭医生并不能进行活组织检查。如果有严重的疾病嫌疑那就更不能了。准确地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次医疗事故，而是一起精神紊乱事件。家庭医生可以做做去除胎痣或者脂肪瘤之类的工作，但是如果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的话，他就不会碰它。而这件事情当中这个原则并没有被遵守。更严重的是，细胞组织是通过一种粗暴的方式被清除的，这就更加速了疾病的扩散。是这么回事吧，马克？”
“是的。”
“而病理标本就压根儿没有被送到实验室去。这当然有可能是你因为疏忽而把它遗失了。但也可能是，你忘记把它送去检查了。该怎么说呢，马克——只回答是或者不是。你把它忘记了吗？”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