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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应声后，走出了房门。
第二天一早，我在小区门口上了文雅的车，再到医院接疯哥，他身上和腿上的伤还没好，医生一再叮嘱他不能久站。
神棍的遗体由队上的法医在清晨六点运送至了殡仪馆，灵堂昨晚就布置好了。
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除了局里的同事，还有社会各界的代表以及自发前来的群众，神棍的四位父母没有来，局里担心老人年事已高，承受不住悲痛。
追悼会由大队长主持，副市长、市局局长念了悼文，语气沉重，哀思浓烈。
遗体摆放在灵堂正中的台子上，上面盖着党旗，周围摆放了一圈白色的花朵，庄严，肃穆。
人们按序上前吊唁，由于人数太多，追悼会持续了近两小时。我一直搀扶着疯哥，中间他的身子有些站立不稳，我让他先回车上去，他却坚持要送神棍最后一程。
后来，追悼会结束，人群逐渐离去，最后灵堂里只剩下我们队帮忙的几人，疯哥颤巍巍地走到台子旁，沉声道：“你做到了，你是一个好警察。”
我们一直等着神棍的遗体被火化完，又随着骨灰一起到市郊的公墓，神棍的墓穴紧挨着他的妻女，时隔几年，他们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了。
回去的路上，文雅问疯哥：“案子的事，我们不用再查了吗？”
“案情已经明了了，马上就要结案，我们还查什么？”疯哥望着窗外说。
“可我觉得凶手……”
疯哥打断了文雅的话：“凶手已经伏法了，我只是愧对神棍，那晚我就不该同意让他参与抓捕，是我害了他。”
疯哥的语气中带着极大的懊恼与自责，文雅怕刺激到他，只得终止了这个话题。
疯哥出院那天，我与文雅去接他。与追悼日比起来，他的精神要好一些，嫂子却悄悄告诉我，他仍然会半天半天地望向窗外，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