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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来。他指着那片房子前面的建筑。
“教堂？”
他点点头。
“半夜开门吗？”
马蒂斯歪着头。“你知道为什么在考松没有人偷东西吗？因为除了驯鹿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这个胖乎乎的小个子跳过水沟，动作出奇地优雅，开始穿过帚石南向西走去。我的向导是北方的太阳以及如下事实——据我外公说，无论你去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教堂的塔楼都在西侧。我用手遮住阳光，看着他前面的地势。他这是要去哪里？
尽管已经午夜，阳光依然照耀，一切都静悄悄的。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村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荒凉感。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匆忙建成的，马马虎虎，没用心。不是说它们看起来不坚固，只是给人一种印象：它们只是遮风避雨的屋顶，而不是一个家。以实用为主。一块块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免维护板材。一些被撞坏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其实算不上花园，只是用篱笆围起的一片片帚石南和桦树而已。有婴儿车，但没有玩具。只有少数房子的窗户上有窗帘或百叶窗。其他光秃秃的窗玻璃反射着阳光，阻止了任何人往里看。就像一个不想透露太多内心世界的人戴的太阳镜。
果然，教堂是开着的，但门有些膨胀，因此不像我去过的其他教堂那么容易打开。教堂中殿很小，陈设朴素，简约而好看。午夜的阳光照亮了彩色玻璃窗，在祭坛上方，耶稣挂在惯常的十字架上，三联画的中间是圣母玛利亚，两边分别是大卫与歌利亚和婴儿耶稣。
我在祭坛后的一侧找到了圣器室的门。我在橱柜里找了个遍，找到了衣服、清洁设备和水桶，但没有祭坛酒，只有奥尔森面包店的几盒华夫饼。我嚼了其中的四五个，就像吃吸墨纸一样；它们让我的口变得很干，最后我不得不把它们吐到桌上的报纸上。报纸上说——如果那是当天的《芬马克日报》的话——当天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反对开发阿尔塔河的抗议活动正在增加，还有一张当地的议会领导人阿努尔夫·奥尔森的照片；作为挪威唯一一个与苏联接壤的区域，现在间谍贡沃尔·加尔通·哈维克<a id="zw1" href="#zhu1"><sup>[1]</sup></a>死了，芬马克感觉更安全了；这里的天气终于比奥斯陆好了。
圣器室的石头地板太硬了，长椅又太窄，我就把圣坛栏杆里的法衣都拿了进来，把外套挂在栏杆上，头枕着皮箱躺在地板上。我感觉有湿东西打在了脸上。我用手擦掉，然后看了看指尖。是锈红色的。
我抬起头看着上方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然后我意识到它一定是从倾斜的屋顶上落下来的。漏水，潮湿，被泥土或铁染了色。我翻了个身，这样就不会压在那个有伤的肩膀上了，然后把法衣拉到头上挡住阳光。我闭上眼睛。
好了。不要思考。把一切都关在外面。
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把法衣拽到一边，大口喘着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