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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州警方联合支援小组全力追捕刘春海之时，韩印却孤身出现在欣乐社区。
实际上，诱捕行动已经进入到实施阶段，他的作用相当有限，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让他继续跟进属于浪费资源，韩印跟顾菲菲和张世杰做了一番坦诚的沟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着手调查“3·19”悬案。二人也觉得以韩印的身份去执行“蹲坑”抓捕任务，的确是大材小用，便应允了他的请求。
“3·19”案件集中出现在欣乐社区，说明那里即使不是凶手的常住地，也应该是他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可案发这么多年，想要再回过头筛查凶手，显然难度太大，再说也没有那么多警力支援，仅靠韩印单枪匹马那得筛查到猴年马月。
还有，先前介绍过，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在于能否找到蝴蝶结与老龄被害女性之间的交集。韩印原本也非常看重这一调查方向，但一上手便发现途径太单一了，无非就是上网搜搜这两个关键词，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结果仍是一头雾水。
前面两个调查方向都行不通，韩印并不气馁，他心里很清楚，调查这种年代久远的悬案，切入点始终就是个难题。经过一番综合考量，他觉得还是得从他熟悉的连环杀手的特质着手。
“3·19”连环强奸杀人案，共涉及三起案子，也就是说，凶手在第三次作案之后便戛然收手，对连环杀手的群体来说这算是一个特例。理论上说，具有变态心理，尤其犯罪情节中有“性行为”出现的连环杀手，是很难自动终止作案的，尤其处于频繁作案阶段，除非遇到比如因疾病和意外而死亡或者失去继续作案能力等因素，否则不会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相反的案例也有，比如甘肃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的犯罪人高承勇、美国BTK杀手丹尼斯·拉德，但这两人作案的周期长达十几年甚至近三十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人的注意力、体力、心态，都会随着现实生活处境的改变而发生转变，作案欲望的下降乃至彻底消除，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话归正题，遵从上面的思路，韩印来到市局资料室，从专用电脑管理系统中调出死亡人口登记信息记录……
凶手最后一次作案是在2007年6月27日，为谨慎起见，由这一天开始，韩印将时间放宽至2008年年底，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西州市因意外和疾病死亡的人数为1960；结合先前罪犯侧写中圈定的20至40岁之间的年龄范围，人数缩减到912人；再剔除女性，人数又缩减到690人；进一步将死亡人口登记的家庭地址以及生前工作单位地址分别圈定为欣乐社区所属的欣乐街道，人数便大幅度下降至75人。
韩印将筛选出的死亡人口信息来来回回与先前所做的罪犯侧写比对了很多遍，综合身高、体质、职业、有无犯罪前科等条件，最终圈定12名具有作案嫌疑的人选。随即，他带着打印出的这12个嫌疑人的信息离开资料室，奔欣乐街道而去。
去时满怀憧憬，结果却不甚理想。虽然还算幸运，在街道派出所的配合下，用了两三天的工夫，除有一户人家于两年前迁至外地外，其余11个嫌疑人选的家属韩印都见到了，这些家属也蛮配合的，但似乎都没有让韩印觉得哪一个人选有比较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无论世俗的还是心理方面的。于是带着沮丧和失落的情绪，韩印又将自己关进了资料室，这一次，他决定要将那690个人当中剩下的615人登记的信息全部筛查一遍。
如此熬了几个通宵，韩印手里又多了十几个嫌疑人选，其中有两人他觉得应该重点关注。他们一个是在养老院做保卫工作，于2008年3月因病去世；一个在市医大附属二院（老年病医院）从事医生工作，于2007年9月溺水身亡。虽然这两个人家庭住址与登记的工作单位地址均与欣乐街道和欣乐社区不沾边，但因工作关系，需要长时间与老龄女性接触，这也是韩印把他们的资料从数百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原因。而且相对来说，显然医患之间产生摩擦的概率较大，所以韩印对医生兴趣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