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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侄儿小铎说，我们要是敢报警，他就把我儿子杀了。小铎心狠手辣，真的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那姓蒋的老头就是他杀的！”宋双双说。
孙铎这块骨头是比较难啃的，看起来是想顽抗到底，不过听了前面几个人的口供录音，明白大势已去，只能尽量自保。
“是我干的，我听村主任说有一个姓蒋的在打听我们家的事，便跟我妈说了。也不知我妈是怎么认识那老头的，说他是警察，可能盯上我们了。我就悄悄地反跟踪他，瞅着没人就给了他一棒子，本来没想打死，谁知道下手重了。”孙铎说。
“张翠英和那老人家的尸体是谁抛的？”审讯人员问。
“是我。本来想把那老头和张翠英也放到别墅地板下，可我妈担心那老头有同伙，觉得别墅可能不安全了，就让我把他们的尸体抛到外面。本来还想过一阵子看看风头，回去把地板下那几具尸体也抛了……我干这些，都是听我妈和我爸的，一切都是他们俩计划的，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们是主谋，我要揭发他们，我这算立功表现吧？”孙铎说。
“有别人可以做证吗？”审讯人员问。
“没有啊，平时就我们三个人时，他俩才向我交代计划。”孙铎说。
……
至此，审讯结果基本达到预期，也正如韩印分析的那样，田美云、孙健夫妇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其他人并未对他们形成关键性指控。孙铎一个人的指控在证据上略显单薄，很容易被二人合力推翻，这大概也是夫妇二人一开始便谋划好的，如果出现意外就让孙铎来做替死鬼。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算计，这份心狠手辣的劲，实在令人发指。也能够想象，如果不拿出点实际的东西，这俩人强大的反社会心理恐怕是绝不会被审讯人员攻陷的。
好在韩印先前的布置再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蒋青山是在针对铊元素的调查中被田美云一伙人杀死的，顾菲菲在寻找与案件有关的病历档案之前，就可以首先明确两个问题：
一、那是一个疑似铊中毒病例。既然冯兵所在的医院没有相关诊疗记录，那么极可能存在误诊的情况。铊中毒在临床上常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容易被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神经炎、癔症、血卟啉病等，所以顾菲菲将以这几种病症的诊疗档案作为重点查阅方向。
二、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与该病例存在关联。基于这种判断，顾菲菲先是造访了冯兵的家，但他老伴表示并不认识田美云夫妇，也未听丈夫提起过。随后顾菲菲又赶往龙头村找到了村主任，因为她注意到村主任在先前的笔录中，曾提起过田美云的父亲田为民系患病去世，那么这个病会不会与铊中毒有关呢？她专程赶来是想让村主任回忆一下，田为民当年得了什么病，以及确切的死亡时间。村主任仔细回忆一番，又问了村委会几个与其年龄相仿的老人，结果表示：“具体得的什么病还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绝症，死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11月。”
明确了病历的重点查阅方向，又锁定了病患身份和大致就诊时间，查阅档案的范围缩减到相当小了，工作基本是事半功倍，结果当然是顺利找到田为民在1989年诊疗的病历档案。
这份病历记录着：当年田为民就诊时已出现消化系统出血、肢体瘫痪、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的症状，进而出现昏厥、抽搐现象，虽经过医院竭力诊疗，但最终仍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去世。病历上标明的病症为“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即格林-巴利综合征），主治医生的签名是“冯兵”。
实事求是地讲，田为民当时的症状表现，与冯兵所诊断的病症是有相似之处的。尤其在那个年代，铊中毒非常罕见，可能整个明珠市医疗界对此也不甚了解，即使到了今天也同样有误诊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算冯兵真的是误诊了，他也应该是无意的。
当然就症状本身来说，由于现时已无法获取检材去测试，顾菲菲不可能确凿判定田为民死于铊中毒，只能依靠相关线索综合判断。蒋青山在受到铊中毒悬案的启发后，首先调查的是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并特意询问了该系铊元素的存放问题，以及有可能接触到铊的人群，这说明他认为投毒者是通过这样一条途径获取铊元素的。依此推断，顾菲菲相信艾小美一定能在理工大学有所斩获！
艾小美在理工大学的配合下，调阅了该校化学系的毕业册，从中并未发现与田美云团伙中任何一个人有交集的线索。艾小美不死心，拿着该团伙成员的照片，找系里的老师逐一确认，最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名87届留校任教的女教授认出了田美云，她表示和田美云是同班同学，但田美云在升入大三后不久，就因家中变故退学了……
那么在“田为民死于1989年，系遭投毒谋杀”的前提下，调查又回到老问题上：蒋青山当时是如何知晓这起疑似投毒案件的？是不是曾经立过案呢？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张队去查阅当年的案件档案，结果根本没有，但他意外发现了另外一起与田美云有关的案件，不过那起案件中田美云是“受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