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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磁铁一般，“事件”总是会聚起许多人。除了事件中央的受害者和施害者，还有周边所有的人——各自的家属、朋友、邻居、同学、同事，还有目击者、证人、出入事件现场的收款人、送报员、餐馆送外卖的人员——这再次让人惊讶，一个事件可以牵扯到这么多人。
不用说，这些人并非都处于和事件等距的位置上，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他们多半处于以事件为中心呈辐射状放射出去的直线尽头，彼此多半素昧平生。通常，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占有极大分量的人，要到最后关头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他处于距离事件现场最远的地方。
在千住北美好新城西栋二〇二五号发生的一家四口被杀命案中，简易旅馆片仓屋里的人正是符合上述后者情况的典型例子，例如侦办过程中警方不曾公开指称他涉嫌、反而更让社会大众认为他是“凶手”的人——石田直澄，以及牵扯其中的片仓一家。
片仓一家五口的姓名，整整齐齐地写在门牌上。户主片仓义文，四十二岁，是片仓屋的老板。太太幸惠四十岁，帮忙管账。夫妇俩有两个孩子。女儿信子上初中一年级，今年四月刚满十三岁。儿子春树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
家里的第五个人是义文的母亲多惠子，六十八岁。为了她的名字该写在门牌上的哪个位置，家里还起了一些争执。是该对这位前任老板夫人表示敬意，把她的名字写在现任老板义文之前呢，还是现在已不管事的她让一步，让自己的名字写在孙子春树的后面？
片仓家所处街道的街坊邻居关系极为紧密，像他们这种五代居于此地的家庭之间，更是如此。多惠子的丈夫去世后，户主的位置名义上让给了儿子，但她在心理上还是有权威的婆婆，和被认定进门后老受婆婆虐待的媳妇之间屡有争执。婆媳各有街坊邻居声援，让事情更加棘手。
表面看来，问题不过是门牌上的排名次序，老太太让一步就行了。可是在当事人之间，这问题很严重。最重要的是，要挂门牌的房子是由多惠子的丈夫——义文的父亲片仓岩——在东京奥运会（一九六四年）时盖的老房子改建的新屋。
片仓屋旅馆的规模并不大，位于新大桥路附近的巷道里，是在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土地上建起的非常普通的两层楼房，灰泥外墙上排列着毛玻璃窗户。左右两邻以前也是简易旅馆，因为种种问题现在已经歇业。
穿过片仓屋所在的巷道，是一条单行道，片仓家自己的住宅就在路旁。这里的占地面积较大，约一百平方米，并立着两栋一模一样的两层楼房：一栋自住，另一栋出租。从容积率来看，这无疑是违章建筑，但这一带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也没人在意。
和幸惠结婚以来，改建老宅一直是义文的夙愿。他打算同时拆掉两栋楼房，改建成一栋三四层的新房子，再把多余的楼层分租出去。
这个计划在昭和六十三年终于有了实现的动静。那时盛况空前，可说是寸土寸金，不动产中介公司频频走访片仓家和片仓屋，询问要不要卖地。
义文不想卖地，他认为卖掉土地等于放弃家业。信子和春树将来要怎么样，那是他们的自由，至少在他这一代，如果不办简易旅馆，也无法经营别的生意。何况情形大好，客人也暴增，片仓屋生意兴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