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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想跟他说明白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交往时，他倒先露出马脚了，说是为了扩大事业，还差一些资金，正在烦恼，问她是否能看在邻居的交情上通融一点。
“他说要一百万呢。他以为我是傻瓜吗？真把我看扁了。”
北畠敦子当面干脆地拒绝了他，还说以后也不必这样殷勤来往。身为女人，她采取了果断的行为，但是对方并不善罢甘休。
“那天以后，他不断骚扰我们，有时打无声电话，有时弄坏我们的信箱，有时甚至等我回家或孩子放学时故意跟在后面，又或者偷窃、弄坏孩子的自行车，什么都做得出来。可是他又是管理委员会的理事，在理事会上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说我们家的孩子吵得他晚上睡不着，说我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搞坏大楼的风气。我也找了律师，可是这样相持下去真的很累。结果住了不到一年，我就搬离了那栋大楼。”
那时瓦尔康的经营刚上轨道，搬家费很高，这还给两个幼儿期的孩子在精神上留下了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决定不做没必要的睦邻工作，搬到新家时也不跟左邻右舍打招呼。只有女人和小孩的家庭，有可能遭遇的危险比想象的多。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只要和管理员以及管理公司关系良好就行。我现在还是这么想，这个时代邻居不能依靠，而必须对其提高警戒，最好保持一点排他心理。”
因为这个缘故，北畠家没能掌握有关二〇二五号的准确信息。警方能够理解，也对他们过去的遭遇寄予同情，但是对智惠子证词的细节部分依然再三查问。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智惠子年前看到的三个人和初春后看到的四个人是否在一起过。
在整个命案已经查清楚的现在回头来看，警方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很清楚。
智惠子年前看到的三个人可能是小糸信治一家，初春后看到的四个人就是那四个死者。这两家人以初春为界，不知什么原因和以什么方式更替入住。
警方无法立即判断房子换人住，是否因为两个家庭之间有关系，但从小糸家没有知会管理员就偷偷搬走，而这家人悄悄搬进来住的情况看，很可能有不能公开的隐情。那么这两家人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北畠智惠子把两家人看成一家人，是因为见过他们三三两两地出入过二〇二五号。问题是这三三两两是怎样的组合？
智惠子的记忆力虽然很好，但还是不容易确切地一一想起看到的情况。在警方的引导下，本来明白的细节反而变得模糊散乱，她唯一清楚记得的，是上个星期的事。
“我妈说她看到隔壁的媳妇和那个穿着时髦的女人在电梯间讲话。”
那天，北畠智惠子买东西回来，一个人坐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后她走了出来，发现二十楼的走廊里有两个女人面对面。啊呀，那不是隔壁的太太和她妹妹吗？她心想。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较年长的“太太”穿着衬衫和长裤，系着围裙。“妹妹”穿着亮粉色长袖套装，挽着手提包，妆化得很精致，但智惠子走近一看，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她不像三十多岁，而像是有四十多岁。智惠子随意地跟两个人点个头便走了过去。
警方问智惠子当时那两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妈不愿意说人家坏话，有些为难。我告诉她只要说出她的感觉就是，她才肯说。”
智惠子说总觉得她们像在吵架，“妹妹”脸色带怒。
这时警方已确信这个“妹妹”是小糸静子。搜查本部已派人到她娘家，相信只要问清楚小糸家的人，就可以查清四个遇害者的身份。
“我妈很担心，怕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安慰她说这是协助办案，是件好事，没什么好担心的。”
警察要走时，北畠敦子问他们说天气变好了，是否可以照预定计划带小孩去东京迪斯尼乐园。警察笑着说无妨。
“我们这才放心地出门，但也不无逃离现场的感觉。我们就住在隔壁，虽然和命案毫无关系，可就是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北畠敦子说隔壁一家四口遇害，起初她还不觉得恐怖，即使在六月二日这天，她还完全不知道二〇二五号命案是暴徒杀人抑或相熟者挟怨行凶。
“我们一家以前就体会过邻居的可怕。所谓的邻居可怕就是人心可怕，结果连小区也变得可怕了，所以发生任何怪事都不觉得奇怪。”
她说没有什么比人还可怕的了。
“我做生意，当然以客为尊。可是当我恢复普通人的身份时，带着幼儿和老母亲，真是一刻都透不过气来。关于二〇二五号的命案，我——当时还不清楚情况——仿佛有死神降临隔壁的感觉。从过去的经验中，我学到一个教训：即使没做亏心事，也会因为一点点疏忽、一点点松懈就招来厄运。因此我能冷静接受我家平安无事、隔壁一家全都遇害的事实。我妈虽然玩得有点累，但我觉得那天出门走走还是对的。”
我们跳过前述细节，把时间往后推一点。那天晚上八点左右，就在北畠敦子和母亲、孩子暂时忘记隔壁的惨案，为灰姑娘城堡上空七彩缤纷的烟花欢呼时，命案的重要关系人石田直澄的名字冒了出来。
至于西栋二十楼其他住户的证词又如何呢？
正如北畠敦子所说，千住北美好新城建筑的隔音效果极佳，这个大型社区最理想的生活要素在警方查案时却是个麻烦：住户即使紧邻而居，也不太清楚隔壁的情况。
这里，我们再听听公园房屋的管理部部长井出康文怎么说。
“根据我的经验，社区的居住质量越高，住户彼此交流的情况越差。当然也有一些豪宅住户彼此交情不错，常常举办家庭烤肉聚会联谊，但是一般来说，高级住宅住户的邻里意识很淡。”
这怎么解释呢？
“最确切的原因是隐私问题。举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演艺人员重视住宅隐秘性甚于邻居的友善。财经界人士也一样。有能力买价值上亿豪宅的人当然倾向于住独门独院，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拥有独门独院的别墅，大楼公寓只是他们的第二套房子，或是用来金屋藏娇……”井出康文笑一笑，“唉，他们多半不是本着‘家’的概念来购买或租住大楼公寓。再说，这些有相当资产的人士，在公司或组织里多数身居要职，生活必然忙碌，因此他们宁可多花一点钱，以回避管理委员会理事之类的工作。有这样的住户，彼此的交流自然很少。想想还真可惜。”
井出部长接着说：“像我，只是一个上班族，偶尔由公司支付大笔会费去参加不同行业的联谊活动。可是看看我的邻居——隔壁的先生是制造业的一位副总，对门的先生是物流业的职员，前面数过去第三家的太太经营着一家餐饮外烩公司——他们都难得出来联谊。”
他介绍，日本人形成的现代小区完全是以自己所在公司为单位的。
“男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女人则稍有不同，这倒不是说因为女人擅长聊天交朋友，而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女人会以孩子为生活主轴，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社区。”
井出部长的看法或许是个奇论，没想到千住北美好新城二〇二五号的情况却印证了他的说法。有关二〇二五号更丰富而具体的信息，确实来自住在西栋的小孩。
即使在彼此疏于往来的高楼生活中，小孩仍然感觉得到“朋友”的存在。一般青春期的孩子未必觉得有朋友就好，他们的交往也未必都是友好的，幸好小糸信治在平成四年搬进二〇二五号时，儿子孝弘才十岁。根据北畠智惠子的证词，孝弘今年初春以前应该还住在西栋，那时他十四岁，还处于个性较为柔和的年龄。
警方继续查问后，发现同楼层的二〇一〇号住着小糸孝弘的“朋友”宫崎信吾，十四岁。他在建设方交房时就搬进来了，和小糸孝弘同乘过电梯几十次，而且主动和他打招呼。
“感觉他有点不合群，是个沉默的孩子。”
宫崎信吾是少年足球队的一员，经常忙于集训和远足，朋友也多，不觉得有必要和小糸孝弘交朋友。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孝弘时，觉得他“乏味”“对足球毫无兴趣”“只会死读书”，便对他没什么兴趣。
虽然这样，他还是主动招呼小糸孝弘，这是因为看见孝弘穿着泷野川学院的制服。他足球队里的一个好朋友就在泷野川学院上学。
“他叫市川，我问孝弘认不认识，他说不认识。那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