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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江无意离开松江。但是有一个问题，她也无法独力撑起石田屋。
最后，石田屋交给了亲戚，绢江只带了随身物品和手边的存款，在市内租了一间小房子。她的身体还很健朗，就守着丈夫和祖宗的牌位，到另一家老字号点心铺谋生了。
“松江市内有很多点心铺，只要有做点心的经验，工作很好找。”
在东京的小夫妻频繁地和独自留在故乡的母亲联络，各自忙碌地过活。绢江常常上东京住几天，逗弄孙子为乐。在丈夫已经去世的现在，这是她唯一的生活乐趣。但是不论儿媳怎么劝，她都不肯搬过来同住。
“我不是不满意幸子……”这个勤勉的女人的视线落在操劳过度的干枯双手上，结结巴巴地说，“只是我一想到直隆……想起他说的‘没有安身之处’，就不由得难过起来。”
如果住到东京的儿子家，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还是会给他们添麻烦。
“我总觉得直隆去世以后还在叹息：‘我还是寄人篱下吗？’唉，或许只是我自己这么想，只要缴了房租，拥有这间屋子，里面虽然只有他的牌位和我，也是我们的家，而不必顾忌任何人。所以我不能离开松江租的房子。”
但是没隔几年，她就改变心意上了东京，和直澄一家一起生活。
“因为幸子突然去世了……”
幸子在生下由香利三天后，因蜘蛛膜下腔出血猝逝。
“幸子临盆时，有很多地方需要帮忙，于是我来了东京。那时幸子的母亲正好住院，家里人手不够。幸子死后，她母亲伤心过度，也跟着女儿去了，那时真的都是伤心事啊！”
幸子给直澄留下了三岁的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已经不是啰唆的时候了，我只好带着直隆的牌位来东京。从那以后，除了扫墓，我没再回过松江。”
绢江搬来同住不久，石田一家搬出公司宿舍，住进足立区内的出租公寓。住在公司宿舍里，眷属相互往来，生活上较有照应，但相应地压力也大。直澄心想，要让还不习惯大都市生活的母亲承担所有家务，至少该让她远离那些压力。
“我们在那公寓住了三四年，房子很好，我很喜欢。附近有家小医院，直己和由香利生病时都找那边的儿科医生，我记得她姓木村，是位女医生。
“我很喜欢那里，可是那时……昭和……五十七八年吧，却有传言说日泰公司要迁厂。直澄回家时我就问他，公司要搬到很远的地方，以后该怎么办。他说车辆科的同事都认为在哪里都能做司机，如果公司要搬走，就趁这机会辞职算了，他自己也考虑这么做。”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叙述过，日泰合成染料公司迁厂卖地、原址改建成千住北美好新城的经过。正式决定迁厂卖地是在昭和五十八年，但公司内部更早的时候就有传言，因此绢江的记忆无误。
昭和五十八年时，一九七六年出生的直己已经七岁，晚三年出生的由香利尚未满四岁。兄妹俩紧接而来的上学教育费，让石田直澄相当烦恼。
“公司要搬到千叶县的市原，那里本来就有公司的厂房和空地，才要搬过去。公司在说明会上也说，那边面积很大，还够建宿舍和公园，学校也有新开的，员工可以安心地带家眷过去。我是觉得千叶那边比嘈杂的东京好，所以直澄说要辞职时我非常反对。”
绢江是老思想的人，她认为高中毕业就离家上东京就业的直澄，对栽培他成为成熟社会人的日泰公司应该心存感激。
“你上班十年来，公司让你学习，还付你薪水。现在十年过去了，你终于成为可用之材，公司正仰仗你时，你却要背弃它，这怎么行呢？”
石田直澄对他的工作、待遇和新的工作地点并没有不满，只是他的直属上司，也就是他和幸子的媒人，想趁这个机会独立，要请他帮忙。
结果，石田直澄虽然离了职，却也没去上司创办的独立公司，反而成为三和通运的雇员。这之间的经过，意外地竟然有人很清楚，他就是也熟悉日泰迁厂卖地一事的荣町的町会长有吉房雄。有吉那时在当地的商店街荣华路上经营餐饮店，石田常和他的上司一起光顾。
“二〇二五号命案里的那个石田很可疑，八卦周刊写了一大堆，我一看就立刻想了起来：就是那个石田司机呀！”
有吉认识石田的消息立刻传开了，许多媒体闻风而来采访。
“和记者谈过后，我还真想起了不少事情。石田来我们店里——那位上司，我不便说出他的姓名，他本人也不愿意这样吧。被人知道和石田有关，恐怕也麻烦。对，就在日泰要迁厂的消息传出来前一阵，那位上司和石田常常来我们店里，面色凝重地谈事情。上司说个不停，石田默默点头听着。通常客人没招呼我，我就不去打搅——吧台的客人另当别论——我虽然好奇他们在谈什么，可是不知道谈话内容。后来听记者说起石田的经历，又听他以前的同事说了一些事，我才知道那时上司在劝他。”
就有吉房雄所见，石田似乎不太感兴趣。
“我听说他的孩子还小，而日泰毕竟是家大公司，他不可能特地辞掉大公司的工作，去跟要独立创业的上司打拼。上司这样劝他，他不是很为难吗？”
后来这位上司带了几个属下另立门户，这在公司内算是一种造反行为，因此没有跟去而留在日泰公司的车辆科员工也都备受质疑，待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