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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搜查本部收到、逐一查证后又放弃的证词,在查知二〇二五号的“砂川一家四口”是“砂川信夫和身份不明的三个人”后,突然变得更加丰富精彩。
“我听到二〇二五号被杀的女人——我以为是砂川里子,但好像不是——半夜在垃圾堆置场和像是石田直澄的男人窃窃私语,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样子很亲密。”
“二〇二五号的太太和儿子——他们不是真的母子吧?就是嘛,我看到他们一起从车站后面的宾馆走出来。以前大家都说他们是母子,我要是把这事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所以我也沉默不语。现在说出来就爽快多了。”
“他们之间怕是三角关系吧。我看见砂川信夫和二〇二五号的年轻人在电梯前面大吵,石田直澄在劝架。没错,我的视力很好。什么时候啊?就在命案发生前一个星期吧。”
这些证词有的经日后确认是事实,有的经石田直澄自己确认属实。但是也有毫无根据的误认,和虽然不是故意所为,但明显是捏造和空想出来的。其中特别有问题的,是那个说看到“母子一起从车站后面的宾馆走出来”的主妇的证词。
我们暂且称这位主妇为A太太,如果她的目击之谈为真,那很可能是了解二〇二五号四个人的关系以及查明其他三名被害者身份的重要线索。因此搜查本部极感兴趣,数度前往A太太的住处,听取更详细的证词。
A太太的房子在东栋,丈夫是上班族,有个儿子在读小学。她是专职主妇,平常多半在家,但有时会去朋友经营的进口化妆品邮购公司帮忙。目击那两人从宾馆出来,是在她离开朋友公司回家的途中。
A太太的记忆非常清楚,谈吐也流畅。但是住在东栋的人如何一眼就能分辨出西栋二〇二五号住户,这有点令人生疑。不过,她所说的宾馆的名字、地点、建筑样式等细节都和事实符合。
搜查本部内有人质疑,A太太对“偶然经过”的宾馆记得格外清楚,这情况值得好好研究。她的目击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她是否频繁经过该宾馆附近?另外,她是不是经常出入宾馆街?
A太太的证词早已传遍小区,有可能是采访记者泄漏的,也有可能是她自己向邻居透露的。听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抱着和搜查本部刑警同样的疑问。
对搜查本部来说,重要的是A太太的证词是否可信。他们并不需要去评断A太太的个人行为如何。但是对A太太及其家庭来说,情形正好相反。A先生听到编派自己老婆行为的流言,就向理事会投诉说这是妨碍侦查,也是对协助侦查的住户的伤害。这时协助采访派——或称欢迎派——和拒绝采访派的对立愈趋严重。A先生夫妻向理事会的投诉,可涵括在这对立的延长线上。
管理委员会也很苦恼。说两派对立有碍侦查,未免夸张。A太太的目击之谈万一是捏造的,那才是夸张。站在委员会的立场,他们也没有义务挺身而出阻止有关A太太的流言的散布。
A太太的目击之谈也被部分民营电视台转述,形成更多二〇二五号“一家四口”其实各不相干,而且关系异乎寻常的说法。A太太频繁接受采访后,东栋住户中也冒出看到二〇二五号同住的中年女人和年轻男人“有类似男女关系的举动”的证词。
关于这件事,搜查本部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会打消真正知道那三人身份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家人出面协助查案的意愿。当那三人的身份探查回归白纸状态时,警方也开始重新检视首都圈内申报的失踪案件。搜查本部虽然接到了不少询问电话,但当这四人之间是外界想象不到的复杂男女关系的信息乱窜时,他们真正的家人可能会忌讳世人的眼光而选择沉默。
搜查本部确定砂川信夫的身份一个星期后,公开了其他三人的身高、体重和推定年龄等信息。那时警方还没发现他们的照片,公开的均是画像。本部内设置了专用窗口和专线电话,呼吁民众积极提供线索。这时也根据二〇二五号内的遗物、室内情况、早川社长和小糸夫妻的证词进行推测,尽可能说明砂川信夫为“户主”的“一家四口”的生活情形。这一切都是因为顾虑到可能露面的真正“家人”的感受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多少中和了那些不负责任的臆测和推测(或许可以说是妄想、捏造)的影响,但还是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说明另一个证词复杂到可以扭曲命案调查的例子前,需要进行一番追溯。
命案发生当晚,从千住北美好新城打出两个报案电话,其中一个是西栋管理员佐野请中栋管理员岛崎的太太房江打给一一〇的。
另一个则早九分钟,一名女子报案说:“有人打架受伤倒地,几个人打一个,我看到有人逃离现场。”她只报出千住北美好新城的名字,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