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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B小姐的证词中也有含糊不清的部分。B小姐说的真的是当晚她亲眼看见的事情吗？
警察在查访东栋住户时，频频听到其他住户批判B小姐。
“那些话恐怕是为了想出名而捏造的。”
“单身年轻女性独自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本身就很奇怪。她好像是某个电影公司社长的情妇呢。也有人说她是女明星，还是社长秘书什么的。”
的确，B小姐的经济条件非常优渥，也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常出入她的住处。她登记就职的市中心金融公司里是有她的职位，确实是社长秘书。她家在岐阜市内，父亲经营着衣料公司，给她的生活费很多，所以她可以过得很奢侈。她住的东栋一三二〇号的所有人，是她父亲。
本来在剔除对B小姐个人的偏见后，已无怀疑她证词的必要。但是搜查本部公布有关二〇二五号三人的信息的翌日，B小姐接受了某家晚报的专访。她“含泪激动地告诉本报记者”，说她曾和死在西栋中庭绿地上的二〇二五号年轻男子交往，那人还跟她说“我有一天会被干掉”、“和我扯上关系就会卷入麻烦，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假装不认识我”。
这段专访当然引起了关注。在警方查访时完全没说出来的这些证词，令搜查本部大惊，他们急忙联络B小姐。可是她不见了，连她的家人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邻居虽对她有各种批评，但我都不相信。”东栋管理员佐佐木茂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大楼管理员，很多地方很不习惯。我以前当过老师，教过高中生——都是些处于敏感年龄的家伙。像她那种女孩——啊，说女孩或许失礼——应该说是会胡乱开口的人。我对他们说的话都不会惊讶。他们只是孩子气，想得到周围大人的注意。别人一吹捧就高兴，偏偏旁边又都有教唆的人。别人一起哄，就当了真，说出根本不存在的事。”
安排B小姐和晚报记者见面的，是“创映经纪公司”的社长高野英男。二〇二五号命案发生以前，出入B小姐住处的也是他。就是说，他和B小姐个人过从甚密。
我们不知道B小姐是否如佐佐木茂所说的受到了教唆，但策划向媒体提供证词这一连串事的确实是高野社长。B小姐向晚报“激动告白”一个星期后，也由他陪同现身于民营电视台的新闻综艺节目，就像经纪人陪同旗下的艺人一般。
“这算什么事！我老婆笑个不停。她那态度就像名人一样。看到高野社长，就知道他果然是B小姐的男人。不知她父母有什么感受。不过她本人觉得好就好。”
后来，创映以二〇二五号的命案为底本，拍了电视剧。电视剧在全国播映后，因为剧情涉嫌剽窃某知名推理作家早期的作品，公司吃上了官司。
至于B小姐引起的骚动，几乎不值一提。她现身后，搜查本部终于能直接确认她的证词内容了。她和二〇二五号的年轻男人交往，以及对方透露过自身的危险等漏洞百出的“故事”，都毫无可信度。这场独角戏因为太过拙劣，一时还令人怀疑她“看到有人逃离现场”的证词。她自己也牺牲了宝贵的隐私，却什么也没得到。
但是发生了能引起耸人听闻的话题的大事件时，必定会出现像B小姐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典型，不是特例。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内一时交相出现呼应B小姐说法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对生活平凡无奇的人来说，“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确实具有某种异样的吸引力。对任何人来说，隔岸观火都很有趣。这虽然很丑陋，却是事实。只是，人们宁可捏造故事也要“参与”事件的冲动，究竟来自哪里呢？
捏造的故事四处传播，周围产生共鸣的人又制造出别的故事。结果，不在场的人却身历其境，没有交谈过的对话却娓娓道来。即使想关闭大门，隔绝外面的世界，坚决守护自己期望的气氛和环境，却依然无法战胜幻影，赶走幻影。大部分有关石田直澄和二〇二五号中年女人的目击证词，都是这种幻影。在述说这些证词的瞬间，对说者而言，那些都是真实的——不在场的人当时确实在场。在那三个人的身份依旧不明朗的情况下，人们想把“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留为自己日常话题的企图，催生了无数没有根据的“记忆”，触发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怎样怎样”的推测，唤起了“说起来，那时看到的那个人……”的追想。故事的幽灵就这样游荡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