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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直主张我应当发表有关普雷斯布里教授的奇闻，只要能消除所有那些可怕的谣言，二十多年前它曾经轰动大学并波及到伦敦的学术界。可是总有一些阻碍让我未能发表它，以致事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那个装满记录我朋友冒险经历的罐头盒子里。现在我们终于获准能够公开讨论这个在福尔摩斯退休前办理的案子了。即使现在，在公布于众时，仍要谨慎从事，需要一定的保留。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张福尔摩斯简洁的便条：
如果方便的话，请立即前来；如果不方便的话，也请来。
S. H.
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特别。他是一个有很多习惯的人，有一些狭隘并且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也是它们之中的一个。作为一种惯例，我就像他的小提琴，沙格烟草，老旧黑色的烟斗，书的索引，以及其他一些或许不那么合理的习惯。每当他遇到费力案件时，需要一个在精神上他可以依赖的亲密伙伴时，我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但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用处。对他的脑子来说，我就像是一块磨石。我能够刺激他的思维。他喜欢在我面前大声自言自语。他的话语很难说是对我讲的，很多话就是对着他的床讲也可以。可是尽管如此，一旦形成了那种习惯，我的聆听和插嘴在某种意义上对他还是有些帮助的。如果我那种慢条斯理的思维过程让他恼火的话，这种恼怒反而让他的灵感更加流畅和活跃起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卑微的作用。
当我到达贝克街时，发现他缩成一团坐在扶手椅上，疲惫得膝盖高拱着，嘴里叼着烟斗，眉头紧皱着，陷入了沉思之中。显然他正在苦思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他挥手指了下我原来坐的那张扶手椅，可是除此以外，过了半个钟头他都没有表示注意到我在场。接着他猛地一惊，好像从冥想中清醒过来，用他那通常古怪的微笑欢迎我回到老家。
“请你原谅我有些出神，亲爱的华生，”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我得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情况，它们依次引起我思索了一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考虑要写一篇小论文了，来探讨一下在侦查工作中狗的用途。”
“可是想必，福尔摩斯，这个早已经讨论过了，”我说，“比如猎犬，警犬——”
“不，不是，华生，当然这只是显而易见的一面了。可是问题还有更加微妙的一面。你或许还记得那个案子，就是你用你那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处理了铜山毛榉案的那次，我曾经通过观察那个小孩思维的方法，推断出自负、体面的父亲的犯罪习惯。”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想关于狗的想法也是类似的。狗能够反映一个家庭的生活。谁见过阴沉的家庭里有活泼的狗，或者幸福的家庭里有忧愁的狗呢？难缠的人的狗肯定是难缠的，危险的人的狗必定是危险的。它们过去的情绪也能反映人过去的情绪。”
我摇了摇头。“福尔摩斯，想必这个有些牵强吧。”我说。
他把烟斗重新塞满，又坐了下来，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话语。
“我说的那种理论的实际用处和我目前正在调查的案件密切相关。真是一团乱麻，你知道，我正在寻找一个头绪。我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是：为什么普雷斯布里教授的猎狼犬会拼命咬他呢？”
我有些失望地往椅子上一靠。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件琐事把我从工作中喊来吗？福尔摩斯扫了我一眼。
“还是那个老华生！”他说，“你从来都没有学会，最重大的问题往往取决于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即使从表面上判断不也是很奇怪吗？那个古板的老学者，自然你肯定听说过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教授普雷斯布里，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他喜爱有加的猎狼犬攻击了两次？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狗病了。”
“哦，那个当然需要考虑。可是它并没有攻击别人，也没有总是骚扰它的主人，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华生，奇怪，非常奇怪。如果这是年轻的班尼特先生拉响的铃声，那么他是提前来了。我本来希望能够在他来之前多和你谈一会儿的。”
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敲门的声音同样急剧，没一会儿这位新顾客就进来了。他是一位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年纪大约三十岁，穿着体面讲究，但是举止之间有一种学者的含蓄而没有那种饱经世故者的沉着冷静。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情非常敏感，”他说，“请你考虑到我和普雷斯布里教授在私人和公众上的紧密关系，我真的没有理由在第三者面前说。”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班尼特先生。华生医生是最谨慎的人，另外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我很可能需要一个帮手。”
“随你便，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会理解我对这件事情的慎重态度的。”
“华生，这位年轻的特雷弗·班尼特先生就是那位大科学家的专职助理，就住在教授家里，并且已经和教授的女儿订婚了。我们当然同意，教授一定会要求他对教授保密并且忠诚。可是表示忠诚的最好方式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查清这个奇怪的谜。”
“我也希望如此，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目的。华生医生了解情况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解释。”
“那么我最好还是在说明一些新情况前，把事情再说一遍。”
“还是我自己来说吧，”福尔摩斯说，这样可以看看我是否掌握了事情的基本情况。华生，教授在欧洲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他一直过着专业学者的生活，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丑闻。他是一个鳏夫，有一个女儿，叫伊蒂丝。我推断他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和自信的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好斗的人。事情就是这样，直到几个月前仍是如此。
“后来他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他已经六十一岁了，但是却和他的同事——比较解剖学会的会长莫尔非教授的女儿订了婚。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那种上了年纪的人的理智求爱，相反是充满了年轻人那种狂热的激情，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表现得如此专注热烈。那位女士艾丽丝·莫尔非是一位身心都非常完美的少女，所以教授的迷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他自己的家庭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件事。”
“我们认为这太过分了。”
正是如此。过分，有点过激和不自然。然而普雷斯布里教授很富有，女方的父亲并没有反对。可是女儿却有自己的意见。她还有其他几个追求者，从世俗的观点上看，她跟他们并不是很合适，但是起码在年龄上与她相配。尽管教授行为古怪，但是这个姑娘好像仍然喜欢他。唯一的阻碍就是年龄。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教授的平常生活突然被一个小小的迷雾笼罩了。他做出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外出不知去向。两个星期后，他回来了，看起来相当劳累。他没有提到去哪儿了，尽管他一贯是个直率的人。恰巧，我们的这位顾客班尼特先生，收到一个在布拉格的同学寄来的信，说他有幸在那儿见到普雷斯布里教授，但是没能跟他说上话。就这样，他的家人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现在关键问题就来了。从那以后，教授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的人。周围的人无一例外地感觉他已经不是那个他们曾经熟悉的人了，他处在阴影之下，他的本性变得模糊了。他的智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演讲还是像以前一样充满激情。可总是感觉有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危险而意外的东西。他的女儿非常爱他，她曾反复尝试希望回到以前那种关系中，想看穿戴在父亲脸上的面具。而你，班尼特先生，我认为也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所有的举措都是白费功夫。现在，班尼特先生，请你自己讲讲关于信件的事情吧。”
“华生医生，请你明白，教授对我从来都没有什么秘密，即便我是他的儿子或者弟弟，也不可能完全得到他的信任。作为他的秘书，他的全部信件由我打开并再次分类。可是他回来不久，所有这些都变了，他告诉我，可能有一些来自伦敦的信件，在邮票下面画有十字标记，这些信件要放在一边，他要亲自拆看。老实说，后来我确实经手了这么几封信，上面盖有伦敦的邮戳，地址是没文化的人写的。如果他回过信的话，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也没有放进我们收集信件的邮筐内。”
“还有盒子。”福尔摩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