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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过第二天会和霍桑见面。所以当我刚吃完早餐，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很意外。
“你今晚有事吗？”
“我有工作。”我说。
“我需要过去一趟。”
“来我这儿？”
“是的。”
“为什么？”
霍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我在伦敦的公寓，我很乐意保持这种距离。我才是那个想要暗中潜入他生活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而到目前为止，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他的地址。实际上，他还故意误导我。他之前说家住在间士丘，而他实际上却在河苑有一间公寓，就在对岸的黑衣修士区。我不喜欢他用侦探般的目光在我家里四处逡巡，扫过我每一处财产，也许得出一些之后对我不利的结论。
他一定察觉出电话另一端我在犹豫，于是解释说：“我需要安排一次会面，想选在某个中立的地方。”
“你家有什么问题？”
“不合适。”他停顿了一下，“我已经弄清楚了迪尔那场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他说，“我想你也同意这与我们的调查有关。”
“你要见谁？”
“等他们到了，你会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谁。”他最后一次请求道，“这件事很重要。”
碰巧，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家。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让霍桑来我的住处，也许就可以说服他让我去他家看看。我仍然热切地想要弄清楚他怎么能买得起一间河景房，虽然梅多斯曾说过他不是业主，但我还是好奇他家里是什么样的。
“什么时候？”我问道。
“下午五点。”
“好吧，”话音刚落，我就已经开始后悔了，“你可以待一个小时，不能再多了。”
“太好了。”他挂断了电话。
我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录入迄今为止我在调查中记录的笔记：从不列颠尼亚路，到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再到南艾顿庄园。我的手机里有几小时的录音，都上传到了电脑里。我戴着耳机，听霍桑用他那波澜不惊的语调对采访对象循循善诱。我也拍了几十张照片。我一张张滑过，回忆之前的情景。我已经收集到了充足的素材，远远超出了我的需求，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无关紧要的信息。例如，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详细地讲述了她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班斯卡·什佳夫尼察<a id="zw1" href="#zhu1"><sup>[1]</sup></a>的童年生活；讲述了她父亲在一次农业事故中过世前她幸福的童年生活。即使她讲了那么多，我也怀疑没有什么可以写进初稿里。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创作过。当我计划创作一部小说，或是筹备一个电视剧本前，通常都是胸有成竹，不会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但是我不清楚霍桑脑袋里在想什么，我怎么能分辨得出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呢？这也正是他在读过我写的第一章后提醒我注意的问题。门上有没有安装门铃，结论会大不相同，遗漏某些东西和凭空编造一样有害。结果，我不得不把我去过的每个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记录下来——戴安娜·考珀卧室里斯蒂格·拉森的书，她厨房里的鱼形钥匙挂钩，抑或是朱迪思·戈德温厨房里的便利贴——迅速涌入的信息要把我逼疯了。
我仍然坚信艾伦·戈德温是凶手。如果不是他，还能是谁呢？这就是我坐在书桌前，被揉成团的A4纸包围时，问自己的问题。
好吧，还有朱迪思·戈德温。她有相同的动机。我回想起我们在犯罪现场时，霍桑提及凶手时说过的话，我翻过一页又一页笔记，终于找到了那句话：“作案人几乎可以确定是一名男子。我听说过有女人勒死女人的案例，但就我的经验判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这是他的原话，经过录音后记录下来。结果，我就没有考虑过任何一位女性。可是，“几乎可以确定”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不常见”并非不可能。凶手可能是朱迪思。可能是玛丽·奥布莱恩。一个尽心竭力，在雇主家工作了整整十年的人。杰里米·戈德温可能是凶手吗？他很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无助。
还有格蕾丝·洛威尔——那名和达米安·考珀同居的女演员。虽然她没有这么说，但显然她和达米安的母亲之间没有感情。戴安娜·考珀感兴趣的只有她的孙女艾什莉。这个孩子终结了格蕾丝的演艺事业，如果报纸上写的是真的，那么达米安远非一个理想的伴侣。毒品、派对、艳舞女郎……这些加在一起很容易构成谋杀动机。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戴安娜被杀的时候她身在美国。
还是，她其实不在？
我再次迅速浏览了一遍笔记，找到了我想要的，那是达米安·考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留意，可现在看，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格蕾丝曾抱怨她不想回洛杉矶，想花时间多陪陪她的父母。达米安是这么对她说的：“你已经陪了他们一个星期了，宝贝。”我很满意，内心隐隐感到雀跃。我真是一字一句都没落下！在这一点上，我要领先霍桑。一个星期可能是估算的天数。格蕾丝可能比达米安提前九到十天回伦敦。这样的话，戴安娜被害的那天她很可能就在国内。即便如此，我们先她一步离开富勒姆街的那家酒吧，想想那天拥堵的交通，她不可能赶在我们前面抵达砖巷。
还有谁呢？我和罗伯特·康沃利斯打过很多次交道，说到这里，还有他的表亲艾琳·劳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机会把音乐播放器偷偷放进棺材里，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在戴安娜·考珀死的那天才初次见面。两人都不能从她或她儿子的死中获得任何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