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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时扫过来的不是沮丧，不是无能，不是压在心底的怒火（打从我写完《从巅峰直坠而下》后，就常有这些感觉），而是伤感和单纯的渴望。我呆呆看着屏幕上的Word6.0图标，那感觉忽然跟我看皮夹里几张乔的照片一样。每一次我呆呆看着她那几张照片时，都会想，若要我拿自己不朽的灵魂去换回她的命，我也愿意……而那年三月的那一天，我心里也在想，若要我拿我的灵魂去换回写小说的能力，我也愿意。
那就试试看吧，我心里有声音低声唤道，说不定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只是，没有不一样，我心里清楚。所以，我没去开Word6.0，而是把它拉到屏幕右下角的垃圾筒，丢了进去。永别了，老相好。
那一年冬天，德布拉·温斯托克打了好几次电话来，大部分讲的都是好消息。三月初时，她跟我说，《海伦的承诺》已经获选为“文学公会”八月选书之一，另一本是斯蒂夫·马丁尼写的司法界惊悚小说，他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榜八到十五名中段班的老将。德布拉说我英国的出版社爱死了《海伦》这本小说，认为这绝对是我的“突破之作”（我的书在英国一直是卖得有气无力的）。
“《承诺》这本书对你来说真是开创了新局面，”德布拉说，“你说是不是？”
“我想是吧。”我说的是老实话，但心里其实很想知道若德布拉听说我这本开创新局面的作品，是在近十二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的，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一本有……我不知道……有一种成熟的感觉吧。”
“谢了。”
“迈克？是不是接触不良啊？你的声音不太清楚。”
是不清楚，因为我的手正捂在嘴上，免得爆笑出声。这时，我小心地把手从嘴上拿下来，看一看手掌侧边的牙印子。“这样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你的新书怎么样了？透露一点口风嘛。”
“你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啊，亲爱的。”
德布拉笑了。“‘你读了便知，约瑟芬’，”她说，“对吧？”
“是的，宝贝儿。”
“嗯，那就请你继续惠赐大作。你在普特南的老朋友们急着要看你更上一层楼。”
我跟她道再见，挂上电话，马上狂笑不止，连笑了约有十分钟吧，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这就是我，你看，始终在更上一层楼。
那期间，我同意接受《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访问。那人正在整理一篇专题报道，《美国的新哥特文学》（管它是什么意思，只要能多卖几本杂志出去就好）。另外也同意《出版人周刊》作一次专访，全文会在《海伦的承诺》出版前登出。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这两篇访问听起来都像“软球”，也就是你可以一边读邮件一边在电话上回答提问。德布拉很高兴，因为我一般对这类新书宣传都是敬谢不敏。我最讨厌我这工作里的这一部分：每次碰到的人连你该死的“大作”都没读过，劈头问的偏偏就是：“你写的这些疯疯癫癫的事是怎么想出来的？”尤其是电视上的谈话秀。推书的过程很像吃寿司，只是换你当寿司。这一次我没有拒绝采访，是因为我觉得总要给德布拉一点好消息去跟她的老板汇报。“对，”她终于可以说了，“他还是那个不推书的怪物，但这次终究还是让我说动了他去做两件事。”
在做这些事之余，晚上的“莎拉笑”噩梦始终没断。倒不是天天上演，但每两三天就要来上一次，所幸我在白天倒是从来不会想起这些梦来。我照样玩我的填字游戏，还买了一把钢弦吉他开始学弹吉他（不过，绝不会有人来请我跟帕蒂·洛夫莱斯或艾伦·杰克逊一起巡回演出）。我每天都要看一遍《德里新闻报》上面吹捧过头的讣闻，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也就是说，我很像是半睡半醒在过日子。
而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在德布拉打来谈读书俱乐部的电话后不出三天，就又打来一通电话，替这些画上了休止符。那时，屋外风雪交加——先是风雪后是冰雨，雪虐风饕的。那是那年冬天最后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风雪，等到了傍晚的时候，德里就会全镇停电。不过，哈罗德五点打来电话时，老天才刚开始发威。
“我刚和你出版社的编辑谈过，谈得很愉快呢。”哈罗德说，“真是一场很有新意、让人兴奋的对话。其实，我才刚挂掉她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