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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岁时得过麻疹，病得很重。“我以为你活不了了。”我父亲跟我说过，他那人讲话从不夸大。他跟我说，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妈放了满满一浴缸的冷水，把我往里面放。两个人心里虽然都觉得这样可能会冷得我心脏麻痹，但又都觉得不想一点办法的话，两人可能就得眼睁睁看着我活活发烧至死。那时我已经开始大喊大叫，胡言乱语，说我在房间里看到了亮亮的人影。准是来带走我的天使！我那吓坏了的妈觉得是这样。在他们把我朝冷水里扔之前，父亲最后一次为我量体温。照他的说法，家里那根强生牌肛温计的水银柱笔直往上冲到了华氏一百零六度！他说，在那之后，他就没胆子再帮我量体温了。
我自己倒不记得有什么亮亮的人影，只记得有一阵子觉得很怪，好像到了一处游乐园的大厅，大厅的墙上同时在播好几部电影。而且，那地方好像会伸缩，不该膨胀的地方都鼓起来了，应该很坚实的地方全都凹凸不平。那里面的人——有一大部分都高得很不正常——在我的房间里飞进来又飞出去，长长的两只脚活像卡通里的剪刀脚。一开口讲话，都是轰隆轰隆的声音，且带着回音。还曾经有人拿着一双婴儿鞋在我面前晃。我记得我哥哥锡德，他好像曾把一只手伸进自己的衬衫里面，玩了好几次胳肢窝放屁的把戏。什么事情都是断断续续的，什么都只是片段，像怪怪的德国小香肠绑在有毒的绳子上。
从那以后，到我回到“莎拉笑”的那些年间，我偶尔也会生病或感染到什么，但始终没再出现过八岁那年发高烧的插曲。我也从不觉得会再出现——我想，是因为我以为那种高烧只有小孩子或染上疟疾或是精神崩溃的人才会有。但七月七日晚上到七月八日早上，我却又出现了小时候有过的那种谵妄。做梦、醒来、走动——全都搅和在一起。我会想办法跟各位讲清楚，但不管我怎么说，都无法将当时的怪诞传达于万一。那感觉好像是不小心在真实世界的墙后面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就沿着通道爬了进去。
一开始是音乐。不是迪克西兰爵士乐，因为没有小号，但很像迪克西兰爵士乐。原始的，听得人头晕目眩的咆哮乐。三或四把木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低音大提琴（也可能是两把）。背景里衬着很重、很兴奋的鼓声，但听起来不像是真的鼓打出来的，而像是一个打击乐天才在一堆盒子上面跳来跳去弄出来的。之后，就有女声加入——女低音，不像男声唱到高音会有一点破。听起来好像在笑，好像很激昂，又有一点险恶；全部都有。我一听，就知道这是莎拉·蒂德韦尔在唱歌，虽然她生前从没录过唱片。我听的是“莎拉笑”的歌声，而且啊，各位，她正在摇哪！
“你知道我们要回曼德雷，
我们要舞动在桑德雷，
我要高声唱和班德雷，
我们全都要好好干一场坎德雷——
你就上吧，宝贝儿，耶！”
那两把低音大提琴——对，是两把没错——琤琤琮琮如雨点急落，碎成一曲谷仓舞，像猫王唱的《宝贝我们去看戏》里面的即兴独奏。接着是一段吉他独奏，是桑尼·蒂德韦尔在耍他那把鸡爪吉他之类的乐器。
漆黑里有光幽幽闪烁。我想起五十年代有一首歌——克劳丁·克拉克的《派对灯光》。我往那幽光看过去，由别墅往湖边去的枕木步道旁边的树上，挂着几盏日本灯笼。派对灯光在暗夜里洒下神秘的光圈，有红，有蓝，有绿。
而莎拉就在我身后高唱她曼德雷歌的桥段——妈妈就爱来狠的，妈妈就爱来猛的，妈妈就爱玩通宵——只是声音愈来愈远。莎拉和红顶小子当年在湖湾旁边的车道上面搭过舞台，也就是乔治·富特曼那天来帮麦克斯韦尔·德沃尔发传票给我时停车的地方。我穿过一环又一环的光圈，朝湖边走下去。一团团派对灯光四周，绕着轻翻翅膀的飞蛾。有一只钻进了灯笼，在竹签架起来的纸面上投下蝙蝠状的可怕鬼影。排在步道两侧的乔的花盆，满是夜间开花的玫瑰盛放，衬着日本灯笼的幽光，真的像是蓝色的玫瑰。
乐队的演奏现在减弱成低低的耳语，但我还是听到了莎拉奔放的高歌。她笑声不断，好像听到了生平最好笑的事，什么曼德雷桑德雷坎德雷的劳什子，只是我已经听不清楚歌词。反而是湖水拍打步道底部岩石的声音听得比较清楚，还有浮台下面的铁罐传来阵阵铿锵。一只潜鸟划破黑暗，幽幽长鸣。有人站在大街我右手边的地方，就在湖边。看不清楚那人的脸，但看得出来他外面穿的是褐色的休闲外套，里面穿的是T恤。外套的翻领上面划出了几个字，好像是：
ORMA
ER
OUN
这我猜得出来——人在梦里无事不知，对吧？——NORMAL SPERM COUNT（正常精子数），村里小店的恶心特餐——若他们要做的话。
我是在北厢的卧室里梦到这些的。醒过来时，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在做梦……只是，我虽醒来，却像是又进入了另一场梦境，因为那时本特的铃铛正在乱响，也有人正站在走廊里面。“正常精子数”先生？不是，不像是他。映在门上的阴影不太像是人。瘫软的一团，手臂的地方模糊不清。我从床上坐起来，耳朵里是银质铃铛的清脆叮当。我顺手抓起松松的一坨床单，盖在赤裸的腰间。一定是那个裹着尸衣的妖怪——那个尸衣妖怪从坟里跑出来抓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