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六）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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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重点突出。这是好画和庸俗之作的区别所在，如果只是把世界万物堆积在画面上，那就不成其为好画。

说到聚焦重点，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是个魔鬼；还记得她如何一笔一画地把自己画回这个世界来的吗？当栖在诺问体内的声音对她谈起宝藏时，她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并把散落于湾流海底沙床中的宝藏尽数画出。等暴风雨过去，一切显露出水面时，入口便会离海面很近，近到阳光肯定能在日正中午时照出灿灿反光——光芒准会自寻路径，投射到海面上。

她想请求她的爹地。她想给自己的无非是瓷娃娃。

爹地说，只要有娃娃，全都是你的——抢救宝藏，应该有赏，上帝应该为此帮助他。

她在他身旁涉水而行，海水浸到了她肉鼓鼓的小膝盖，她手指那里，说道，就在那儿呢，游过去踢几下，直到我喊停。

她站在原处，他则继续往海里走，等他向前游去、把他的身躯扎进翡翠汤时，鳍状肢在她的眼里活像一条小小的平底船。后来，她会把这情景画入画中，就照这种印象画。他拿起面罩，在水里荡了荡，再套上脸孔。将通气管的呼气口咬在唇间。摆动鳍足，脸孔沉下水面，他就这样游进了阳光下的蓝色大海，身体一起一伏，光斑也灿灿起伏，能把玻璃面罩照成金子般的颜色。

这一切我都知道。伊丽莎白画了一些，我也画了一些。

我赢，你赢。

她站在海里，水浸没膝头，胳膊下夹着诺问，她望啊望，直到南·梅尔达担心回潮会把她卷走，才喊她回到被他们唤作“黑影滩”的沙滩上。然后，她们一起站着等。伊丽莎白高声喊，让约翰停下来。她们看到他第一次下潜时鳍足向上翻拍。他潜下去该有四十秒，然后海面的平静被再次扰乱，从通气管的呼气口冒出很多泡泡。

他说，要是下面啥也没有，我就惨了！

可当他向小莉比游回来后，却一次又一次地拥抱她。

我就知道有。我画出来了。近旁的毛毯上放着红色野餐篮，箭枪就躺在篮盖上。

他又出发了，回来时抱着古董玩意儿，满满登登抱在臂弯里，姿势怪异地抵着前胸。后来，他会用上南·梅尔达去市集时挎的大篮子，放一块铅锤进去，就能让篮子轻松下沉。再后来，会有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约翰·伊斯特雷克露着微笑，身旁铺满了好些被抢救而出的好东西——“宝藏”，还有他那天资非凡、最懂得聚焦重点的女儿。但照片里没有瓷娃娃。

因为瓷娃娃是很特殊的。只属于莉比。那是她的赏金。

是那个娃娃般的东西逼得苔丝和洛洛去死吗？也是它生造出了大男孩？那时的伊丽莎白和瓷偶之间究竟有了多少瓜葛？谁才是艺术家，谁才是白纸一张？

有些问题，我永远得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我已经画出了自己的画，当涉及其艺术性时，我知道那已足以诠释尼采：如果你集中意志力，聚焦之物也必将以你为焦点。有时候，无需誓言或条件。

十一 杜马视界

1

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怀尔曼和我就站在沙滩上，海水拍打着我们的脚踝，冻得能让人弹眼落睛。是他先走进海水里的，而我也毫不质疑地跟进。一句废话也没有。我俩都手握咖啡杯。他穿着短裤；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把长裤卷到了膝盖上。在我们身后，木栈道的头上，伊丽莎白懒散地窝在椅子里，阴郁地望着海平面，花白头发飘荡在脖颈上。早餐没怎么动，依然放在她面前。她吃了几口，再把剩下的掰碎乱放。她的头发散着没梳，被来自南方的暖风吹起。

海水向我们涌来。一旦适应，我便爱上了波浪那丝绸般的质地：第一浪让我觉得瞬间失去了二十磅体重，犹如启动了神奇减肥魔法，回浪又将陷在我脚趾间的沙子卷走，精巧的小漩涡微微刺痒我的脚底。身后七八十码开外，两只肥肥的鹈鹕滑翔而过，勾勒出清晨的一缕风景线。然后，它们收拢双翼，像两块石头一样落下地。一只两爪空空，另一只却已搞定了早餐。甚至就在鹈鹕飞起的那一瞬，也能看到小鱼消失在它的大口里。着实是古老的芭蕾，但至今看来也不失美妙。南方的内陆上，绿色植物莽乱张扬，另一只鸟“哦—哦！哦—哦！”直叫，一圈圈地盘旋着。

怀尔曼转身面对我。他不似二十五，但自我们相识后，此时的他显得最年轻。左眼里没有一丝血红色，那种“我行我素、哪怕看错方向”的症状也消失了。毫无疑问，那是在看我；目不斜视。

“任何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他说，“不管是什么。我这一生。只要你开口，我都愿意赴汤蹈火。你说，我做。这是一张空白支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说。至于潜台词，我也很明白：当别人给你开空白支票时，你必须永远不去兑现。这不是所谓想出来的结论。有时候，领悟力会绕开大脑，直抵你的良心。

“好吧，那就，”他说，“我只想说这些。”

我听见了鼾声。我扭头去看，看到伊丽莎白的下巴已经垂到了胸前。一只手里还半握着一片吐司。头发在脑袋周围飞舞。

“她好像瘦了。”我说。

“元旦过后她已经掉了二十多磅了。我给她做大号‘安全牌奶昔’——我保证，他们是这么叫的——每天一次，但她总是不愿吃。你怎么样？只是努力工作才让你这副模样吗？”

“什么模样？”

“好像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刚刚啃下了你左边的屁股蛋子。如果是因为加班干活，或许你应该歇歇手、活络活络筋骨。”他又一耸肩，“‘这是我们的观点，欢迎您不吝赐教’，就像他们在第六频道上说的那样。”

我站在那儿，感到波浪将我托起又放下，琢磨着该怎样告诉怀尔曼。该告诉他多少。答案好像不言自明：要么全说，要么一字不漏。

“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昨晚的状况。但你得先答应我，听完后别把穿白大褂的招来。”

“说定了。”

我便告诉他，如何在黑暗中完成了肖像画。再告诉他，我看到了自己的右臂和右手。接着又看到了两个死掉的小女孩站在楼梯上，自己却昏了过去。等我说完，我们已经慢步走出海水，走回了伊丽莎白打鼾的地方。怀尔曼开始清理她的食盘，将没用的碎屑扫进一只塑料袋里，他是从她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抽出来的。

“没别的了？”他问。

“这些还嫌不够？”

“我只是问问。”

“没别的了。我睡得很香，像个宝宝，一觉睡到早上六点。然后我把你——把你的那幅画——搬到车后箱里，开车到了这儿。顺便问问，等你做好心理准备看——”

“随时都可以。你心里想个数吧，从一到十。”

“干吗？”

“逗我玩玩嘛，朋友。”

我想了个数字，“好了。”

他沉默了片刻，远眺海湾，然后说道：“九？”

“不对。是七。”

他点点头，“七。”手指在前胸打鼓般敲了片刻，又任其垂到膝间。“昨天，我还能说出答案。今天就不行了。我的心灵感应——小小刺痛——不见了。算是挺公平的交易。怀尔曼重返往日，怀尔曼要说非常感谢。”

“你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有重点吗？”

“我有。重点在于，你没疯，如果你担心那个的话。在杜马岛上，伤痕累累的人似乎是特殊族群。当他们不再是伤痕累累时，他们也就不再特殊了。我，我已经痊愈了。你仍然是伤者，所以你还是特殊的。”

“我不太清楚你的结论会是什么。”

“因为你努力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搞复杂。朝前看看，朋友，你看到了什么？”

“海湾。也就是你说的‘翡翠汤’。”

“那你画得最多的是什么？”

“海湾。夕阳下的海湾。”

“那画画是什么？”

“画就是看，我想是这样。”

“不用猜就知道。那在杜马岛上，看又是什么？”

就像小孩子踌躇着背诵课文，不确定是不是正确，我说道：“特殊的看？”

“对。那你怎么想呢，埃德加？昨晚到底有没有死去的小女孩在那儿呢？”

我顿感一阵寒战，“也许她们真的在那儿。”

“我也这么想。我认为你看到了她姐姐们的鬼魂。”

“我很怕她们。”说这话时，我声音压得很低。

“埃德加……我不认为鬼魂会伤害谁。”

“或许在普通的地方不会伤害普通人。”我说。

他点点头，倒像很不情愿似的，“也对。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打算走。我在这儿的事儿还没完呢。”

我不计较画展——泡沫盛名。而是更多。只是，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尚且还不知。如果我非得尝试诉之言语，那一定会是些愚蠢至极的话，活像写在幸运饼干里的那些玩意儿。包含命运一词的那种玩意儿。

“你想搬到这里住吗？和我们住一起？”

“不。”我想那只会让情况恶化，也说不上为什么。况且，浓粉屋才是我的地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它。“不过，怀尔曼，你愿不愿意找点老资料？关于伊斯特雷克一家，尤其是关于那两个女孩的？既然你又能看东西了，或许可以在互联网上掘地三尺……”

他抓紧我的手臂，“我会像个婊子养的那样深挖到底的。说不定你也一样可有斩获。你会接受玛莉·爱尔的采访，对吗？”

“是的。他们把采访安排在所谓的讲演会之后的那周。”

“问问她关于伊斯特雷克的事。搞不好能撞大运呢。伊斯特雷克小姐在年轻时代可是个赫赫有名的艺术赞助者。”

“好的。”

他握住沉睡的老妇人身下的轮椅把手，转了个方向，让她面向庄园里那些橘色的屋顶。“现在，让我们去看看我的肖像吧。我好想看看当年的自己啊，那时候，我还认为杰瑞·加西亚能拯救世界呢。”

2

我把车停在庭院里，紧挨着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那辆越战时期的银色梅赛德斯—奔驰。我从卑微的雪佛兰里取出画作，举立起来让怀尔曼看。当他站在那儿静静端详时，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真像个裁缝，站在男装店的镜子旁，我的顾客很快就会告诉我，喜欢我为他定做的西服，或是遗憾地摇摇头，说那根本不合身。

南方很远处，也就是我视其为杜马丛林的地方，那只鸟又警鸣般嘶叫起来，“哦—哦！”。

最终，我实在无法忍耐了，“说点什么，怀尔曼。随便说点。”

“我说不出来。无言以对。”

“你会无言？不可能吧。”

但当他把视线从肖像上挪开时，我意识到那是真的。他的模样就像是刚受了当头一棒。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就算我所做的一切能够感染他人，怀尔曼在三月那个清晨的反应却无人能及。

最终将他彻底唤醒的是一声声尖利的拍打。是伊丽莎白。她醒了，狠狠拍着餐盘。“烟！”她高喊着，“烟！我要抽烟！”似乎，终究还是有什么事物能逃脱阿尔茨海默症的迷雾。她的大脑里渴求尼古丁的那部分从未衰竭。她会抽烟抽到死。

怀尔曼从短裤裤兜里掏出一包“美国精神”牌香烟，抽出一根放在唇间，点燃后再递给她。“要是我让你自己点烟，你会不会把自个儿烧着呀，伊斯特雷克小姐？”

“烟！”

“这种回答可真不来劲儿，亲爱的。”

但他还是递给她了，不管有没有阿尔茨海默症，她老道地夹住烟，深深吸入一口，再任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便舒服地窝进椅子里，不再像船板上的布莱船长，而是变成阅兵台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她只需要在齿间塞个香烟夹，当然，首先需要有一口牙。

怀尔曼转回来再看画。“你不是真要把这幅画送出手吧，是不？你不能那么做。这是不可思议的杰作。”

“是你的了。”我说，“别和我争。”

“你必须把它放进个人画展里去。”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

“你自己也说过，画一旦完成，对画中对象的影响力便告终结——”

“是啊，大概是。”

“对我来说，大概就足够了，斯高图也比这栋房子来得保险。埃德加，这幅画太值得展出了。该死的，它需要被人们亲眼见识一下。”

“这是你吗，怀尔曼？”我是真的好奇。

“是。也不是。”他又站着多看了片刻，随后转向我说，“这是我想要的模样。或许以前我就是这样，在最好的年华里的那么几天。”又不情不愿地加上一句，“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候。”

之后片刻，我们都默默无语，只是看着那幅画，而伊丽莎白像呜呜叫的火车一般吞云吐雾。一辆老掉牙的呜呜小火车。

怀尔曼说：“埃德加，有很多事情我都想弄明白。自从来到杜马岛，我的问题比上床前的四岁娃娃还要多。但有件事我从不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你想要待在这里。如果我也能画出如此杰作，我也想永远待在这儿。”

“去年此时，我等电话时还在便签纸上乱涂乱画呢。”我说。

“这话你说过。跟我说说，朋友。看着这个……再想想你拿起画笔后完成的那些作品……你愿意改写过去吗——夺去你手臂的那场车祸？假设你办得到，你愿意改变吗？”

我想到在小粉红画画时，骨头频道大力播放大块头们捣鼓的硬核摇滚。我想到了不起的沙滩漫步。甚至想起先前包伽廷家的男孩们和我玩飞盘时喊着“哟，弗里曼特先生，扔得真好！”。接着，又想起在医院病床上醒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火烧火燎的热烫，思绪又曾如何变得七零八落，又有多少次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愤怒。糊里糊涂的意识（在杰瑞·斯宾格上演恶搞秀的时段里），肉体的那部分AWOL。我曾经一哭就停不下来。

“我愿意把这段人生改回去。”我说，“诚心所愿。”

“唔，”他说，“我只是有点好奇。”再转身拿走伊丽莎白的香烟。

她立刻伸出双手，活像被夺走玩具的婴孩。“烟！烟！我的<b>烟</b>！”怀尔曼用拖鞋底踩灭烟屁股，随后片刻她又安静下来，尼古丁瘾得到了满足，香烟自然就被遗忘了。

“我把画搬到前厅去，你陪她待一会儿，好吗？”

“当然好，”我说，“怀尔曼，我只是说——”

“我懂。你的手。痛苦。你的太太。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显而易见。先让我把这幅画放在妥当的地方，好吗？下次杰克过来，让他开车到这儿来。我们要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才能送到斯高图去。但把它送到萨拉索塔之前，我得先在包装外面到处写满‘非卖’标志。如果你把它给我了，这个宝贝儿就是我的了。谁也甭想瞎搅和。”

南方的丛林里，那只鸟又忧心忡忡地高叫起来：“哦—哦！哦—哦！哦—哦！”

我想再跟他说点什么，解释一下，但他急急忙忙进屋去了。况且，那本来就是他的提问。他提的愚蠢问题。

3

第二天，杰克·坎托里就把《怀尔曼目视西方》带去了斯高图，达里奥刚把它从纸板箱里取出来便迫不及待地给我电话。他声称从未见过如此高妙的杰作，还说他想把它和《女孩和船》系列作为个展的主题作。他和杰米都相信，这些画作不予出售的消息将激发广泛的好奇。我对他说，这么办很好。他问我是否准备好讲演内容了，我回答说在考虑。他说那也不错，因为请柬尚未发出，这一活动已然掀起了坊间热议和“非同一般的兴趣”。

“更何况，我们还会发送JPEG图片到我们的观众的电子邮箱里。”他说。

“太好了。”我说，但其实感觉并不太好。三月的头十天里，一股奇怪的慵懒弥漫全身。那倒并未影响到工作；我又画了一张夕阳画，以及《女孩和船》系列的新作。每天早上，我都背着包走在沙滩上，盼着找到一些海贝，或是任何可能被冲上岸的有趣垃圾。我发现了好些啤酒罐和苏打水罐（大多数都被洗刷得又白又滑，仿佛得了健忘症），几只避孕套，一把小孩玩的塑料激光枪，还有一条比基尼内裤。但一只网球也没看到。我和怀尔曼坐在破遮阳伞下喝绿茶。我耐心地哄伊丽莎白吃下吞拿鱼三明治、通心粉沙拉，把美乃滋酱涂得厚厚稠稠；还得连哄带骗地劝她用麦管喝下“安全牌奶昔”。有一天，我们坐在木栈道她的轮椅旁，把她那双苍老的大脚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黄色硬茧磨掉。

而我没有做的事情，便是为我该做的“演讲”起草样稿，达里奥打电话来说讲演会改在公共演讲厅了，那儿能坐下两百人，我听着这消息，不免奉承了自己几句，但那唐突的回复丝毫没有显示出我已经浑身冰凉。

两百人，意味着四百只眼睛，全都齐刷刷盯着我。

我没有做的事情还有写邀请函，为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萨拉索塔丽兹卡顿大酒店预订房间，预订湾流公司的专机把一群叽叽喳喳的亲朋老友从明尼苏达州接过来。

认为他们中有谁会愿意来看我瞎涂瞎画的成果的念头，开始显得荒谬起来。

埃德加·弗里曼特，一年前还在圣保罗市城建委员会为了楼盘地基测试打桩争执不休，现在竟要在一群地道的艺术赞助商面前做一次艺术演讲？怎么想都觉得太疯狂。

还是那些画看起来更真实，不过，画画……上帝啊，画画的感觉太美妙了。当我在夕阳西下时站在小粉红的画架前，脱掉衣服，只剩运动短裤，再打开骨头频道，看着《女孩和船No.7》以诡谲的速度从白色画布里浮现出来时（恍如什么东西从雾堤中隐隐而出），我就顿感彻头彻尾的清醒、鲜活，绝对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的一个正确的人选，恰如完美落袋的那颗球。幽灵船又露出了一些新的端倪；露出的名字成了“珀尔塞（PERSE）”。灵感一闪，我上网Google了这个词，搜寻结果竟然只有一条——大概也算得上世界纪录了吧。珀尔塞的原意是暗紫、灰蓝，也是英格兰一所私人学校的名字，男校友都被称为“老珀”。网上资料没有提及这所学校拥有一条同名船，不管是三桅还是几桅，都没有。

最后的这幅画中，船上的女孩穿着一条绿裙子，背带交叉在她赤裸的脊背上，而笼罩她全身上下、并漂浮于死气沉沉的海水上的，全都是玫瑰。那画面惹得人心烦意乱。

漫步沙滩时，吃午餐时，喝啤酒时，无论有怀尔曼作伴还是独自一人，我都很快乐。画画时，我也很快乐。不止是快乐。当我在画时，甚觉充实，享受着醍醐灌顶般的彻悟，在我到杜马岛以前，我从未用如此本质的方式去领悟世界。但当我想到斯高图力推的新人画展以及相关的无数琐事即将走上正轨，我的理智就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那可不止是怯场，而是彻头彻尾的惊惶。

我开始忘记事情——譬如：点开达里奥、杰米或斯高图画廊的爱丽丝·奥柯意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是杰克问我，眼看就要在赛尔拜图书馆的格尔巴特视听礼堂“干我的大事”了，我是不是很兴奋？我就会告诉他，哦耶，没错，紧接着让他到鱼鹰镇加油站把雪佛兰灌饱，然后就能把他刚刚问我的话忘个精光。怀尔曼问我有没有和爱丽丝·奥柯意谈过该如何把画作分组悬挂，我就会建议玩一场网球，因为伊丽莎白似乎很喜欢看这种热闹。

然后，距离演讲会只有一周了，怀尔曼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是他为我准备的。一些手工艺品。“或许你可以站在艺术家的角度给我点建议。”他是这么说的。

条纹遮阳伞的阴影下（杰克用电工用的胶带把伞面上的裂口黏合了），放着一只黑色文件夹。我打开一看，像是那种铜版纸广告手册。封面上是一幅我的早期画作，《槐米的夕阳》，其专业感令我颇为惊讶。复制印刷的小图下还写着：

亲爱的琳：这是我在佛罗里达的成绩，虽然我知道你忙得很……

忙得很下面有一个小箭头。我抬头看看怀尔曼，他正面无表情地观望着我。在他身后，伊丽莎白呆呆地遥望海湾。我不知道自己是对他越俎代庖的举动感到愤怒，还是因此而如释重负。老实说，二者兼有。但我不记得曾告诉过他，有时候我会叫大女儿“琳”。

“你想用什么字体都行，”他说，“照我看，这种字体太女孩子气了，但我的合作者挺喜欢。另外，每一份请柬上的名字称谓都可以改，这是当然啦。你在模板上改一下就行。这就是用电脑干这种活儿的美妙之处。”

我没答话，只是翻到下一页看。左边印着《夕阳中的巫草》，右边则是《女孩和船No.1》。图片下的文字是：

……我衷心希望你能出席我的个人画展，开幕式定于四月十五日晚七时至九时在佛罗里达萨拉索塔的斯高图画廊举办。我已为你订下头等舱位，敬请搭乘法航22号航班，十五日早上八时二十五分飞离巴黎，十点十五分到达纽约；转乘三角洲航空496号航班于十五日午后一时二十分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四时三十分抵达萨拉索塔。将有豪华轿车接机，将你送至丽兹卡顿酒店，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房间已为你预定。

下面又有一个小箭头。我抬头看向怀尔曼，一脸困惑。他还是摆着那张扑克脸，但我能看到他的右额上有根血管在轻跳。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越了界，咱俩的交情可能玩完了，但总得有人干这事啊，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反正是不打算出手了。”

翻到下一页，又是两张炫目的复制图：《海螺贝的夕阳》在左边，未命名的信箱速写在右边。那是非常早期的一幅画，用维纳斯彩色铅笔画的，但我很喜欢木制信箱旁盛开的花朵——用鲜明的黄色和黑色画出的蟛蜞菊，而且，即便被翻拍成小图，这幅彩色速写看起来仍很不错，好像画画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将大展身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了。

这页的文字很简短。

如果你来不了，我也很能理解——巴黎可不近呀！——但我热切期盼你的到来。

我很生气，但我不笨。是得有谁出手干这事。显然，怀尔曼已经主动揽下这活儿了。

伊瑟，我心想，准是伊瑟帮了他一把。

我原以为在打印小册的最后一页还会看到某幅画的复制图，但没有画了。我在最后一页看到的，深深刺伤我心，令我又惊又爱。梅琳达一直是我的难题，我的问题女孩，但从未因此而少爱她半分，这种感受在那张黑白照片里尽显无遗。照片的两只角都皱巴巴的，正中央还有一道折痕。它如此陈旧，却也颇有道理，因为站在我身边的梅琳达大概只有四岁。也就是说，这张照片至少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她穿着牛仔裤、牛仔靴，还有一件西部风格的小衬衫，戴着顶草帽。我们是不是刚从快活山庄回来？她经常在那儿骑马，那匹小马是英国设德兰种，名叫糖糖？我想是吧。不管是不是，我们在照片里并排站在人行道上，背后就是我们早年在布鲁克林公园附近贷款买的商品房。我也穿着洗白的牛仔裤，白衬衫的袖子卷到上臂，头发像抹了油般向后梳得光溜溜的。我的一只手里捏着一罐谷带啤酒，还带着一脸的笑。琳的一只手勾在我的牛仔裤兜里，也是一脸爱意地仰着头——那样的爱啊！真让我喉头发紧，眼眶发热。我笑起来，但就像你差一丁点儿就要热泪迸出时的模样。在这张照片下写着：

如果你想知道还有谁要来，可以给我打电话：941-555-6166，或致电杰罗姆·怀尔曼：941-555-8191，也可给你母亲打电话。她会和明尼苏达大军一起南下，顺便说一句，也会在酒店里和你碰头。

希望你能来——不管怎样都爱你，骑小马的小女孩——

爹地

我把那封信、也算是本宣传册或说邀请函合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不太信任自己，不晓得开口会说什么话。

“当然，那只是粗略草拟的。”怀尔曼试探性地对我说。换言之，那一点儿也不像平日的他。“如果你不喜欢，我马上就丢掉它，再做份新的。没闯祸，就不算犯规。”

“你不是从伊瑟那儿弄到这张照片的。”我说。

“不是她，朋友。是帕姆在她的老相册里找到的。”

忽然之间，一切都说得通了。

“你和她通过几次话了？杰罗姆？”

他惊得一缩身子，“这可有点伤人啦，但或许你有权利这么做。大概有五六次吧。起先，我告诉她你在这儿有点麻烦，你的身边有很多人——”

“真你他妈的！”我怒吼道，觉得被人耍了。

“很多人将很多希望和信任寄托在你身上，更不用说金钱了——”

“我完全有能力承担斯高图那些人投进去的钱——”

“闭嘴。”他说，我从没听过他用这样不近人情的口吻对我说话，也不曾看过那样的眼神。“你不是浑蛋，朋友，所以别装得像个浑蛋。你可以承担他们的信任吗？如果他们向客户承诺推出的新星艺术家既没有在演讲会上露脸，也没在画展上现身，你可以补偿他们的名誉吗？”

“怀尔曼，我可以参加画展，只是这该死的讲演——”

“他们又不知道！”他也吼了一嗓子。原来他吼起来这么有底气，果然能在法庭上把人震慑住。伊丽莎白没有被惊动，倒是几只鹬鸟扑啦啦飞起，在水边撩起一阵褐云。“他们有一种很滑稽的想法，觉得你四月十五日那天根本不会到现场，搞不好还会把那些画一揽子全带走，在油水最旺的旅游时节留下一间间空荡荡的展厅，你知不知道？他们每年四分之三的业绩都是这时候赚的。”

“他们没道理那么想。”我说，可脸孔情不自禁地涨成一块烧红的砖。

“没道理？换成上辈子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举止，朋友？签了约的水泥供应商到时候不露面，或是管道公司接下你新工地的活儿，开工时却连人影儿也不见，你当真，我不知道，当真会对这样的人抱有信心？你会相信他们的那些借口？”

我一言不发。

“达里奥给你发电邮征询你的决定，可石沉大海。他和其他人都打过电话给你，听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我在考虑呢’。如果你是詹米·维斯或代尔·齐胡里，他们才不会担心呢，但你不是那些大腕儿啊。说得直白些，你不过是走在大街上的无名氏。所以，他们把电话打给了我，我也尽力而为——毕竟，我是你他妈的经纪人，但我不是艺术家，他们也不是，不完全是。我们就像一群手忙脚乱的司机，要运送一个不懂事的婴儿。”

“我明白了。”我说。

“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叹了口气，又长又重。“你说那只是怯场，害怕当众演讲，但你可以把画展撑下来。我相信，你心里多少是相信自己办得到的，可是朋友啊，我要说的是，我认为你私心里根本不想出席斯高图画展在四月十五日的开幕式。”

“怀尔曼，那只是——”

“胡说？是不是？我给丽兹卡顿酒店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位弗里曼特先生预订了四月中的房间，人家回复我说，没有，没有，一间也没有。所以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联系了你的前妻。她的名字已经不在电话簿上了，但你的房产经纪人给了我号码，因为我对她说，事情有点紧急。随后我就发现，帕姆仍然在关心你。她真的很想给你打电话，亲口告诉你，但她很怕你会发火。”

我无言地瞪着他。

“自我介绍完毕，我们立马就进入第一项议程，亦即：让帕姆·弗里曼特明白，再过五周，她前夫的大型艺术个展就要开张了。第二，她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才知道她前夫在预订专机事宜中也放了鸽子，怀尔曼呢，就提着电话等，充分利用刚刚恢复的视力玩起了填字游戏。于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关于埃德加·弗里曼特是否打心眼里决定，大展时候一到，他只管大闹天宫，一跑了事？这些可都是我荒废的青春期里常用的字眼。”

“不对，你们全都搞错了。”我说，但这些话软绵绵的，听起来毫无说服力。“只是所有这些组织事宜逼得我快发疯了，我……你知道的……我只是想往后拖延罢了。”

怀尔曼依然神色严厉。如果此刻我正站在证人席上，恐怕早就被吓得眼泪汪汪屁滚尿流了；法官便只能宣布休庭，让法警拖地板，或者顺便也把我擦擦干净。“帕姆说，如果你把弗里曼特公司建的楼从圣保罗市的天际线里去掉，那座城市便会退回到一九七二年德梅因的模样。”

“帕姆言过其实了。”

他没理睬我。“你是想让我相信，能经营那么庞大的企业的家伙反倒搞不定几张机票和十几间酒店客房？更何况，他只需张张口、吩咐办公室职员就行？他们都巴不得听命于他呢！”

“他们不……我不……他们不能……”

“你要发火了吗？”

“不是。”其实我是。老朋友般的愤怒又回来了，期盼能挑动语气、再抬高嗓音，让我像骨头频道里的玫瑰轴乐队那样号叫出来才作罢。我抬手，用手指点住右眼上方，就在那儿，头痛正在酝酿风暴。今天我不会再画了，全是怀尔曼的错。就该怪怀尔曼。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他的眼睛是瞎的。不止是一只眼，而是双眼全盲。我也突然意识到，我可以那样子画他。如果怒火狂泻的话。

怀尔曼看到我的手在揉额头，这才松了口。“听着，她联系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口头答应会来，当然，他们很乐意来。你的老部下安齐尔·斯劳卜尼克对帕姆说，他会给你带一大罐腌菜。她说，听上去他都快激动死了。”

“不是腌菜，是醋渍蛋。”我说着，大块头安齐尔那张宽阔、扁平的笑脸此刻似乎近在眼前。安齐尔，在我手下工作足有二十多年，最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爆发才让他退出职场。安齐尔，不管我向他提什么要求，哪怕看似蛮横无理，他总是回应说，老板，我去办。

“帕姆和我把航班的事全安排妥当了，”怀尔曼说，“除了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机场起飞的客人，还有从别的地方飞来的。”他拍了拍那本手工打印的小册子，“这里提到的法航和三角洲航空的航班都已经订好了，你女儿梅琳达真的已经确认过了。她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伊瑟也是。她们只是在等待，等你正式邀请她们。伊瑟想要给你打电话，可帕姆让她再等等。她说这事儿必须等你自己定夺，不管在你们的婚姻里她办砸了哪些事，朋友，在这一点上她完全正确。”

“好吧，”我说，“我全都听你的。”

“好。现在我想和你谈谈演讲的事儿。”

我不禁发出呻吟。

“如果你在讲演会现场溜溜走，开幕式晚会就会让你加倍难受——”

我面带怀疑地看着他。

“怎么？”他问，“你还不信？”

“溜溜走？”我问，“溜溜？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

“溜之大吉，逃跑呗，”他好像在为自己辩护，解释道，“英国俚语。参见伊夫林·沃的《军官和绅士》，一九五二年。”

“你的脸请参见我的屁股，”我说，“埃德加·弗里曼特，当下今日。”

他挥手弹了我一下，好像在说，我们又和好了。

“是你把画发给帕姆的，对吗？你给她发送了JPEG的小图。”

“是我。”

“她有何反响？”

“她惊得都傻啦，朋友。”

我默默地坐着，努力设想帕姆惊傻的表情。我想得出来，但想到的那张被惊喜和困惑照亮的脸庞是多么年轻啊。已有好些年头我无法再让她惊成那样了。

伊丽莎白打起盹来，但头发还在脸颊上飘，她用手指去拨拉，好像在被昆虫骚扰。我站起来，从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取出一根橡皮筋——那儿总存着这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再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我也曾给梅琳达和伊瑟扎过辫子，回忆甜蜜而又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