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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刚到赫顿之家时，这家孤儿院有一位女院长。他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头发花白，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她给他们念《圣经》，每天早晨集合结束时都会说上一句“只要做好孩子，就会有出息的”。可是有一天，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因为她中风了。布莱泽起初以为大家是说她“种蜂”去了，后来才明白：是中风了。那是一种永远治不好的头痛病。接替她的是马丁·考斯劳。布莱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都叫他“牢头”；布莱泽永远忘不了他，是因为“牢头”教算术。
上算术课的地方是三楼的第七教室，冬天那里面冷得连一只黄铜猴子塑像上的蛋蛋都会冻掉。墙上挂着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赫顿嬷嬷的画像。赫顿嬷嬷皮肤白皙，一头黑发向后撩，在脑后盘成一团，像个球形门把手。她那双黑眼睛有时会在熄灯后出现在布莱泽面前，责备他这样那样的事没有做好，大多数时候是责备他愚笨。按照“牢头”的说法，他实在是太笨，根本读不了高中。
第七教室的门是黄色的，很旧。教室里始终散发着地板蜡的气味，而正是这种气味让走进教室时生龙活虎的布莱泽昏昏欲睡。教室里的九个灯泡上落满了苍蝇，每当下雨的时候，这些灯泡便会投下昏暗、凄惨的亮光。教室前面的墙壁上有块旧黑板，黑板的上方挂着几块绿色标语牌，上面用帕尔默连笔花体字写着大小写字母。字母表后面是数字0到9，印在上面是那么优美可爱，仅仅看着它们都会让你觉得自己愚蠢，觉得自己更加不可救药。桌面上刻满了相互重叠的涂鸦和人名的首字母缩写，虽经反复打磨和抛光，仍然无法彻底消除，仍然留下了一道道痕迹。课桌通过螺丝被固定在地板上的圆铁盘中。每张课桌上都有一个墨水池，里面装满了卡特牌墨水。如果你打翻了墨水池，就会被拖到卫生间里，尝一尝挨打的滋味；如果你在黄色地板上留下黑乎乎的脚印，也会挨一顿打；上课时糊弄会挨打，而糊弄全班人被称作不当行为。必定会让你挨打的违纪行为还不止这些；马丁·考斯劳相信皮带和板子的作用。赫顿之家的人对“牢头”的板子简直是谈虎色变，对它的恐惧甚至胜过藏在床铺底下吓人的鬼怪。板子是用桦木做的，很薄。“牢头”在上面钻了四个孔，以减少空气阻力。他还是“法尔茅斯摇滚”保龄球队的队员，有时候星期五会穿着保龄球衫来学校。保龄球衫是蓝色的，胸前口袋上方用金色的丝线潦草地绣着他的名字——马丁。在布莱泽眼里，那些字母看上去几乎（但不十分）像帕尔默连笔字体。“牢头”说，无论是在保龄球还是在生活中，一个人只要能掷出二投全倒，那么一投全倒便是水到渠成的事。那么多二投全倒和一投全倒造就了他强壮的胳膊，因此当他想让人尝尝板子的滋味时，那可是刻骨铭心的痛。他在某个有特别不当行为的男孩身上运用板子时，据说会用牙齿咬住自己的舌头，有时候舌头甚至会被他咬出血来。赫顿之家曾经有个男孩不仅叫他“牢头”，也叫他德拉库拉，但后来这个孩子熬出了头，大家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熬出头”是指孤儿院的某个孩子长期寄养在某个家庭中，甚至被人收养。
赫顿之家的所有男孩对马丁·考斯劳又恨又怕，但最恨他又最怕他的莫过于布莱泽。布莱泽的数学成绩极差。虽说他重新掌握了两个苹果加三个苹果的窍门，可这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而四分之一个苹果加二分之一个苹果总是让他弄不明白。他只知道苹果是咬一口算一口的。
布莱泽第一次玩花招是在算术基础课上，协助他的是他的朋友约翰·切尔兹曼。约翰瘦得皮包骨头，人也长得很丑，个子高高的像个麻秆，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是这种仇恨很少表露出来，大多数时候都隐藏在他那副缠着胶布的厚眼镜背后，隐藏在他那农夫般嗬嗬嗬的傻笑背后。他自然成了那些进院时间比他更早、身体比他更强壮的人欺负的对象。他们常常捉弄他，春天和秋天将他的脸按在泥土上，冬天将他的脸按在雪地上。他的衬衣常常被撕破，几乎每次在公共浴室冲澡时，他的屁股都会被湿毛巾抽打几下。他总是擦掉脸上的泥土或雪花，将扯破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或者摸着通红的屁股嗬嗬嗬地傻笑，绝对不让仇恨流露出来，也不让自己的聪明显露出来。他成绩不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高分，可他很少得B以上的成绩，因为那样的成绩不受人欢迎。在赫顿之家，A代表着浑蛋，代表着屁股挨揍。
布莱泽这时已经开始长成了一个大块头。虽然十一二岁的他远没有他后来那么高大，那么魁梧，但他的块头已经不小，和那些年龄比他大的孩子不相上下。他从不在操场上打人，也不在浴室里向人挥舞毛巾。一天，布莱泽正好站在操场另一头的栅栏旁，无所事事地看着乌鸦落在树上后又飞走。约翰·切尔兹曼走到他跟前，提出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这学期教数学的又是‘牢头’，”约翰说，“而且还会继续讲分数。”
“我最讨厌分数。”布莱泽说。
“只要你不让那些笨蛋再欺负我，我就替你做作业。不要做得太好，免得引起他的怀疑，也免得让他给抓住。只要能让你蒙混过关就行，那样你就不会再被罚站了。”罚站虽说不像挨打那样糟糕，可也不是件好事。你得站在第七教室的角落里，面壁思过，连墙上的钟都看不到。
布莱泽想了想约翰·切尔兹曼的点子，摇了摇头：“他会知道的。他会点名让我当场做题，然后就会知道的。”
“你只需要像往常一样东张西望，装出在思考的样子，”约翰说，“其余的事就交给我吧。”
约翰说到做到。他把家庭作业的答案写好，布莱泽将答案抄出来。他还竭力抄写得像黑板上方帕尔默连笔花体字表中的那些数字，但从来没有成功过。“牢头”有时会叫他，布莱泽站起来后会东张西望——目光就是不落在马丁·考斯劳的身上。这也没什么，每个人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都这样东张西望。在他这样东张西望的过程中，他的目光会落到约翰·切尔兹曼身上。约翰缩着身子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旁边就是书柜。他将双手放在书桌上。如果“牢头”想要的答案是10或者小于10，手指数就是答案。如果是分数，约翰的双手会握成拳头，然后再张开。他的动作很快。左手表示分子，右手表示分母。如果分母大于5，约翰会把手先握成两个拳头，然后再用双手表示数字。尽管许多人会觉得约翰这一套要比分数复杂得多，布莱泽却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些信号。
“怎么样，克莱顿，”“牢头”会说，“大家都等着呢。”
于是布莱泽便会给出答案：“六分之一。”
他不必每次都答对。多年后他和乔治说起这件事时，乔治赞许地点点头说：“真是个不错的小骗局。什么时候穿帮的？”
开学三星期后，这个小骗局穿帮了。布莱泽后来琢磨这件事的时候——他也会琢磨事，只是花的时间太长，而且琢磨事对他来说可不容易——他意识到“牢头”准是一直在怀疑他数学成绩的神速提高。“牢头”只是一直没有流露出来，一直在放长线钓大鱼，等待着布莱泽自己上钩。
“牢头”搞了一次突然测试。布莱泽得了零分，因为测试题全是分数。安排这次测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逮住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零分下面还有一行潦草的红字。布莱泽看不懂，便拿去给约翰看。
约翰看了一遍，起初没有吭声，然后对布莱泽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约翰·切尔兹曼又将落到挨揍的地步了’。”
“什么？嗯？”
“这上面写着：‘四点钟来办公室找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测验的事给忘了，”约翰说，“不，你没有忘，是我忘了，因为我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不让那些大块头浑蛋揍我。这次轮到你揍我了，然后是‘牢头’体罚我，然后是那些浑蛋重新开始揍我。天哪，我还不如死了。”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也确实像。
“我不会揍你。”
“不会？”约翰望着他，眼神完全像那种既想相信又不敢相信的人。
“你总不能代我考试吧，对不对？”
马丁·考斯劳的办公室很大，门上钉着“校长”的牌子。办公室里有块小黑板，正对着窗户，而窗户外就是赫顿之家那破旧的操场。黑板上写着粉笔字，是布莱泽最害怕的分数题。布莱泽进去时，考斯劳正好坐在办公桌后，毫无缘由地皱着眉头。布莱泽进来后，他便有了皱眉的对象。“敲门。”他说。
“嗯？”
“先出去，敲门。”“牢头”说。
“哦。”布莱泽转身走了出去，敲了敲门后再次走了进来。
“谢谢。”
“不客气。”
考斯劳皱起眉头望着布莱泽。他拿起一支铅笔，开始轻轻敲击办公桌。那是一支改卷用的红笔。“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他沉思道，“这么长的名字，这么笨的脑子。”
“别的孩子都叫我——”
“我不管别的孩子叫你什么。孩子应该是小山羊，还是蠢货们流传的一句俚语，我根本不在乎，也不在乎是哪些人用这个词。我是数学老师，我的任务就是教你这样的年轻人，让他们进高中——如果他们能听得进的话——还教他们明白事理。如果我的责任仅仅是教数学——我有时真希望是这样，常常希望是这样——我可以不管，可我还是校长，因此必须教人明白对与错，证毕。布莱斯德尔先生，你知道‘证毕’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布莱泽说。他心一沉，可以感觉到泪水正涌上自己的双眼。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的个头确实很大，可他现在感觉自己非常渺小，而且越来越渺小。他虽然知道“牢头”巴不得他有这种感觉，可他硬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感觉。
“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即便你真的能念到高中二年级——对此我很怀疑——你也永远不会理解几何，就像过道尽头的饮水器也永远不会理解几何一样。”“牢头”竖起手指，在椅子上往后一仰，那件挂在椅子背上的保龄球衫也随着他一起摇晃着。“它的意思是‘需要证明’，布莱斯德尔先生。我那小测验已经证明你是个骗子。骗子是不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区别的。证毕，证明完毕。然后就是惩罚。”
布莱泽低头望着地板。他听到一个抽屉被拉开，什么东西被拿了出来，然后抽屉又被关上。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牢头”的手里握着什么。
“我最恨作弊，”考斯劳说，“可我知道你在智力方面很欠缺，布莱斯德尔先生，因此我知道在这小诡计中还有一个人比你更可恶。是他首先把这点子装进了你那显然糊涂得不可救药的脑子里，然后再唆使你。你听懂了吗？”
“没有。”布莱泽说。
考斯劳的舌尖伸了出来，牙齿坚定地咬着舌尖，然后甚至更加坚定地握住了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