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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只有一条胳膊，要想把你掰成两半也不容易。”我说，加快了仰卧起坐的频率。
“你用刀扎了我。”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
“那只是把塑料餐刀，我当时脑子都快疯了。‘埃德加用一把塑料刀捅了我，再见了，这残酷的世界。’你大概到死都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你差一点把我掐死。”她的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我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望着她。“我差一点掐死你？我从来没有掐过你！”
“我知道你不记得了，可那是真的。”
“闭嘴，”我说，“你是想离婚，那就离好了。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你给我滚。”
她走到楼梯顶上后关上了门，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她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想说“鳄鱼的眼泪”，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眼泪。
哦，算了。反正也差不多，足以引发一场大战。卡曼是这么说的。结果从家里搬出去的却是我。
除了从前的帕梅拉·古斯塔夫松之外，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过其他性伴侣。不过，我的确有一位会计，而且我也很信任他。我带着几样所需的东西离开了我们位于蒙多塔高地的家，搬到了我们在三十多公里外法伦湖畔的小别墅里，而帮我搬家的正是这位会计汤姆·赖利。汤姆离过两次婚，为我目前的处境感到万分担忧。“你现在这种状况不能不要那房子，”他说，“除非法官把你赶出去。这就像在加时赛中放弃自己的得分优势一样。”
“康复女皇”卡迪·格林虽然只离过一次婚，但在这一点上却和汤姆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认为我搬出去住真是疯了。她穿着紧身连衣裤，交叉着腿，坐在别墅临湖一边的游廊上，握着我的脚，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什么，仅仅因为你在连自己名字都差一点想不起来的时候用一把塑料刀捅了她一下？发生意外创伤后情绪反常或者短时间失去记忆是常有的事。看在上帝分上，你有三块硬膜下虚肿！”
“你能肯定不是血肿吗？”我问她。
“见鬼，”她说，“只要找一个好律师，你就可以让她为做出这种没骨气的事付出代价。”几缕头发从她那盖世太保式的马尾辫上耷拉了下来，她将头发从额头上捋开。“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埃德加，你给我好好听着，这一切根本不是你的错。”
“她说我想掐死她。”
“如果真是那样，被一个只剩下一条胳膊的病人掐住脖子肯定是不舒服。好了，埃德加，让她付出代价。我相信我这是在管闲事，但我不在乎。她真不该这样做。让她付出代价。”
我搬到法伦湖畔后不久，两个女儿一起来看我——都成大姑娘了。她们带来了一个野餐食品篮，我们坐在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游廊上，一面望着湖水一面吃着三明治。劳动节已过，大多数游艇都已收了起来，等待着来年。篮子里还有一瓶葡萄酒，但我只喝了一点点。除了止痛药外，另一样让我受不了的便是酒精，只要一杯酒就能把我放倒。两个女儿——两个成年女人——分着喝完了那瓶酒，然后变得随意起来。自从我与那辆大吊车发生那场不幸的争执并且后果恶劣以来，这是梅琳达第二次从法国回来。她问我是不是所有五十多岁的成年人都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退化阶段，还问我她将来是否也会这样。她妹妹伊瑟靠着我，开始流泪，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从前那样，为什么我们——指她母亲和我——不能像从前那样。
梅琳达的怨气和伊瑟的眼泪虽说无法令我开心，但至少是真诚的。和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看着她们长大成人，我当然知道她们的这些反应是真实的。我熟悉她们的反应，就像我熟悉伊瑟下巴上的那颗痣，熟悉梅琳达两眼之间那条隐约可见的垂直皱纹一样——那条皱纹将来会加深，变成她母亲脸上那样的皱纹。
梅琳达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不知道。这话也没有说错。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么做，那也绝对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可不愿意让这两个孩子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时背负着父亲自杀所带给她们的负疚感；我也不愿意让那个女人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因为她毕竟曾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共同分享过奶昔，两个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欢笑着，听着组合音响传出的塑料洋子乐队的曲子。
等到她们彻底发泄完——按照卡曼的说法，等到她们完全彻底地交流了感情之后——一切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过得还真是很愉快。伊瑟在抽屉里找到一本旧相册，我们便一起看那些照片，一起回忆从前的岁月。我记得我们还开心地笑了一两次，不过我对另一半生活的记忆并非完全可靠。卡曼说只要一提起从前的事，我们都会做一些手脚。
或许是，或许不是。
说到卡曼，下一位造访法伦别墅的恰好是他。那大概是三天后的事，也许是六天后。就像车祸发生后那几个月里我的其他记忆一样，我的时间感乱成了一锅粥。我没有请他来，我有帮助我康复的女虐待狂，根本用不着他。
虽说他肯定不到四十岁，赞德·卡曼走路的时候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即便坐下来也是一直气喘吁吁。他那双眼睛透过厚瓶底似的眼镜窥视着周围的世界，肚子大得像一个巨型梨子。他个子很高，长相具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典型特点，脸上那仿佛雕刻出来的五官大得让人觉得不真实。那双时刻睁得老大的眼珠，那只像船艏一样高耸在外的鼻子，还有那双图腾似的嘴唇，都让人惊叹不已。卡曼穿着从男士服装店买来的西装，那副尊容简直像个微不足道的小神。他也像五十岁前必然会突发致命心脏病或中风的最佳人选。
我问他是否来点咖啡或者来瓶可乐，他谢绝了，说他马上就走，然后又像要反驳自己的话一样将公文包放在了沙发旁。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立刻深深地陷了下去（而且一直在往下陷，我不由得开始为沙发的弹簧感到担心）。他望着我，轻轻喘着气。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哦，卡迪说你打算了结自己，”他说，那若无其事的口吻仿佛在说卡迪说你打算搞一个露天招待会，还会请大家吃刚出锅的甜甜圈。“此话当真？”
我张开嘴，然后又闭上。我十岁那年，在奥克莱尔一家杂货店里从转盘书架上拿了一本漫画书，将它塞进牛仔裤里，再把T恤衫拉出来遮住那里。就在我自以为很聪明，慢慢向店门口走去时，一个营业员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用另一只手撩起我的T恤衫，露出我藏在那里的宝贝漫画书。“这本书怎么到了那里？”她问我。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让我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来的一个简单问题。
最后——早过了任何答案会让人相信的时间——我说：“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没有？”
“没有。你真的不来一瓶可乐？”
“谢谢，我不要。”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我将瓶子塞在那条断胳膊和前胸之间——可以做到，但很痛，我不知道大家在电影中都看到过什么情节，但是断了的肋骨会痛很久——然后用左手拧开了瓶盖。我本来就是左撇子。我慢慢回过神来，正像卡曼所说的“缓兵之计”。
“我很惊讶，你居然会把她的话当真，”我回到客厅后说，“卡迪是个很不错的理疗师，但绝对不是精神分析家。”我停了停，然后坐了下来。“说实在的，你也不是，至少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不是。”
卡曼将一只手窝在耳朵后——他那耳朵大得像书桌的抽屉。“我是不是听到……有老鼠磨牙的声音？还真是的！”
